据统计，从1840年到大清灭亡，清政府与外国一共签订了1175个条约，“公认”“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我之所以把“公认”也加引号，实在是不知道此“公”的出处，而且，最终的数量只能形容说是“几十”个，也无法具体明确到它是27个，还是31个这种精确的数字。
按照上文所述的不平等条约，即便存在一百个，在这1175个分母的比照下，也会产生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数量的“平等条约”。
实际上的情况，不平等条约与平等条约的区别很笼统，所谓不平等条约的定义就是前提不平等、地位不平等和因此导致的过程和结果的不平等。
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慑或相逼，这就是前提不平等，在此前提下，落后小国不得已与先进大国坐在一起谈条件，这就是地位不平等。前提和地位不平等，将会很大可能产生出结果不平等的条约。
按照这个定义，第一次鸦片战争阴影下的《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阴影下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按住大清脑袋签订的《辛丑条约》，这些条约大多既割地又赔款，无论从哪一方来看，都是妥妥的赢家通吃的不平等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被沙俄鲸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算不算不平等条约？
在沙俄和他们后世的继承者心目中，肯定不算，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两国平等签订的友好条约，沙俄在当时没有出兵攻打中国东北地区，没有诉诸武力，这是基本事实。至于“武力威慑”，纯属扯皮语言，只要是陆地邻国，谁在边境没有兵力“威慑”？
但是在大清后世的历任统治者心目中，必须得算，那是因为沙俄是趁着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清廷焦头烂额之下，被迫签订的“报偿”沙俄调停和平的酬劳，你是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你“浑水摸鱼”、“强取豪夺”来着。更遑论条约结果本身让谁看了那也是百分之一万的不平等。
再来说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过程。
其实从清朝末年成立邮传部开始，大清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回收这些“不平等条约”中的“邮政检查权”等邮政主权。
北洋政府在一战期间，在与德奥宣战之际趁机发布《邮件检查令》，宣布对各国的邮件都拥有最终检查权。这是一次性质明确的邮政主权回收行动。
海事主权，同样是在1917年宣战之时，北洋政府颁布了《捕获审检庭条例》，成立中央到地方的两级审检庭，地位类似于现代的海事法院，并且颁布了《海上捕获条例》，成功收回海事主权。
德、奥战败后，北洋政府顺势收回了德、奥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还借机拒付《辛丑条约》中的赔款。
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延续了北洋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势头，并大大提高了废约进度。
关税自主权，1928年，美国先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条约，之后分批与列强签约，1933年，正式完成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夙愿。
领事裁判权方面，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完成了工作接力，北洋政府先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回收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各国原则上没法不答应，他们只好提出要求，必须改革中国司法制度，使之与国际接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制度首先被废除，改组为我国政府下属的地方法院。
1931年，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上海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制度，改组成地方法院。抗战胜利后，天津租界被收回，全国范围内的领事裁判权终于全部被废除。
关于租借地的回收，国民政府也下了大气力，早在北伐期间就先强行收回汉口、九江和镇江等地的租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汪伪政府为了争取民意，争先恐后的掀起回收租界之争，堪称中国回收租界的高潮阶段。美英等盟国配合国民政府废约，上交手里的租界，日本也表演到位，全力配合汪伪政府，坚决交出日本手里的租界。汪伪政府还宣布全部收回法租界、意大利租界，其中位于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干脆是被汪伪政府高调强行收回的。
汪伪政府在事实上虽然收回了盟国的租界，但盟国不可能予以承认，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才完成了正式签约工作，收回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全部租界，走完了整个法律程序。
至于当年与沙俄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以及各种相关界约这些我们经常感觉是“不平等条约”的条约。在1926年3月开始的两国边境谈判中，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应按照之前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对方理应着手归还沙俄当年侵占中国的土地。这个提案被已经渡过俄国内战难关的苏俄代表以拖延的方式抵制。
之后，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纷争激烈，又出现了第三方势力，内乱使得我国已无任何与对手谈判的本钱，遂错过回收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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