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三件套，农村葬礼为什么回赠毛巾

回礼的本质

葬礼上回礼毛巾或可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孝帕”一俗，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中有记载：“今俗有剪麻布散吊客，名为孝帛。殊不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缕，各有精粗；今不论精粗，而乱加人之首邪。”主家要分发给白布条给亲友，谓之“散孝”。近现代则逐渐转变为赠送更方便的白色毛巾。

除非他能够证明他为财富之灵所附、所宠，否则他就不能够保持他在部落、村庄甚至家族中的权威，不能保住他在族内或族际各个首领中的排行。而要证明他拥有财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财富挥霍掉、分发掉，从而压低别人，把别人置于“他名字的阴影下”。

——马塞尔·莫斯《礼物》

事实上，沿袭了明清时期达官贵人的礼尚往来，葬礼上主家的回礼便带有明显的“好面子”的意味，不仅要宴请来往宾客，回礼同样是礼节来往的重要一环，送怎样的物品才能在自己使自己尽量显得周全而不落人话柄呢？历经时间的检验，人民群众最终选择了毛巾。毛巾作为洗涤之物，寓意着涤荡晦气，一来可以给前来帮忙的邻里擦汗用，二来也可以预备给送葬路上悲痛流泪的至亲拭泪。比起明清时期乡绅显赫出手阔绰的随礼回礼，毛巾属大量消耗的日用品，价格不高，对于要承担葬礼及白宴的主家来说，也算是降低了不少开支费用的折中手段。

毛巾、巧克力、寿碗三件套

葬礼回礼长久以来流行于江浙地区，已然形成了毛巾、巧克力、寿碗的标配三件套。

中国人历来讲求事死如生，对待死者如同生前，不仅是晚辈是否尽孝的重要表现，更是祈求先祖保佑生业繁荣的重要形式。在江浙地区，桑蚕养殖与手工棉纺织业一直是当地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部分贩夫皂隶主要的生计来源。因此在当地丧葬习俗中，桑蚕与织棉的因素一向不少。

「扯蚕花挨子」

蚕花挨子即丝绵胎，是海宁旧时丧葬习俗。死者入硷时，亲属按长幼亲疏，依次每两人用手扯一张薄薄的丝绵，盖在死者身上，越厚越体面，有保护死者遗体之意，也含有请死者保佑后辈生活安康、蚕花丰收的祈求。

「盘蚕花」

海宁丧葬习俗。死者入硷前，亲属绕遗体三圈，口中念念有词，称盘蚕花。这时点燃的灯烛未熄尽，亲属可带回，亦称“蚕花蜡烛”，谓置于蚕室中可保佑养蚕丰收。

此外，邻里乡亲得知主家有人亡故，前往死者家吊问悼念时都会带一床棉被以示哀思，“邻里亲友以纩帛禭之, 曰上襄”。

鄞（yín）俗初丧, 懿亲昵友临吊, 俱送被, 红表杂色 , 里布帛随宜 , 衬以薄棉 , 纳棺中 , 谓之重被, 亦曰情被。

——《鄞县志》

至于沪上又比其他地方额外多出两件，则是因为商人对厚葬风尚的格外推崇。“从前婚丧两事，都是称家之有无，不过尽其礼而已。今上海一味奢华，虽中人之家，凡遇婚嫁丧葬，无不极意铺张。商界中人，尤事事装阔。做上海人安得不穷。”三件套中的其他两件，寿碗多用于喜丧，寓意子孙后代受先祖福泽庇佑；巧克力则是为了缓解冲淡悲痛之用，代表了“斯人已去，生者何哀”的希冀。

两岸同俗

海峡对岸同样有葬礼送毛巾的习俗，丧家接受亲友之吊膊，礼需答之，谓之「答纸」。于三旬、五旬、七旬或百日、或对年时，以「糕仔」、「馒头」、「面龟」等回赠亲友以表谢意。现在则回赠日用品，而以脸巾肥皂者最为普遍。台东吕铭倾曰：“本省现行丧礼，赠送吊客以毛巾、手帕，习以为常，这完全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留下来的风俗…。”

以毛巾答纸，肇始于日据时代，晚近则收礼之同时即以毛巾答之。也因此，有说法认为当时毛巾生产过剩，或是官方鼓励丧家来给吊唁的亲朋好友以及帮忙办事的邻里戒饭擦汗用，从而沿用至今。“现今各地几乎都是沿袭日治时期习俗，回赠毛巾一条，这种小细节，不能忽略。”

毛巾于日治时期，使用并不普遍，毛巾脸盆通甚至是多家合伙共用一个；甚在当时的公共澡堂，澡堂也会有免费毛巾供顾客临时使用，也有客人希望毛巾长久不换新的抱怨的记载。据日治时期所做之各州保健卫生调查书，发现台湾大多数人为共享毛巾，鲜少有个人用毛巾，且毛巾用途混用，无论擦食器、家具均混为一用。总之，毛巾在日治时期当属较奢侈之用品，生产过剩拿来送人也并非靠谱之说，不过是古时习俗延续至今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