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戏诸侯”（《史记》）“孟姜女哭长城”（唐《琱玉集》）“不到长城非好汉”（毛泽东语）“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语）……与古人语、与今人叹、与世界奇，这就是长城亘古卓尔之气象。
展现长城之意象、探寻长城之美，不是一般建筑、音乐、文学等物象和艺术能表达的。对中国人而言，长城早已从视角领悟、感知意象、融入记忆、产生美感而走入心灵、刻入魂魄，成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之意象、灿然意志之妙境，成为中华文明宏阔高远之底色，成为傲视苍穹之千古绝唱、万年流响。
地坤厚德载华夏。人参赞天地化育，君子中道而行，厚实和顺大地的气势，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长城之大德，就是古人深谙“天人合一”中最美的君子品相、厚德示范，是古人高超“通天彻地”智慧的结晶。长城如龙行天下般在九州方圆、华夏大地固疆界土，长卫中华。在世界、在中国，任何一座建筑、一项工程，都替代不了长城绵延千年的神圣与位尊。
长城建设始于东周，遍及山东、天津、北京、河北、河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市，总长5万余公里，其中秦始皇长城、汉长城、金界壕、明长城都超过5000公里。如果仅用修筑明长城的土石来修一条宽1米、高5米的墙，长城可绕地球一周多；修一条宽5米、厚0.35米的公路，长城可绕地球四圈，可谓人间，蔚为壮观。
探究其因，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固疆卫土不无缘由。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到前三皇后五帝、夏殷周和秦统一，再到汉以来的中华民族；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青铜器到铁器；从“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的黄河从昆仑山发端，到史前分东、西两系，介于南、北两大民族之间，成为东方文化的主干，在中华大地九州方圆之上，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形态从游猎、游牧到氏族、部落再到“封建”，国家就出现了。
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靠血缘，其重要组织是氏族。随之，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遂不复以血统相同为限。于是，氏族进而为部落，再而为国。
《礼记》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这里的田，亦指今天的国，就是“社稷”或“邦”。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居住同一地方人的共同崇奉，所谓社稷沦亡，就是团体覆灭。邦和封是一语，封为累土，是两个部族交界处把土堆累高，以为疆界，是为封。
《孟子》载，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者为附庸。《礼记》载，“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
《礼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就是希望当时的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只有一个王。《管子》曰：“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这样，就有了战国七雄，有了秦统一天下而建郡县。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弱肉强食”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室独尊”局面一去不复返。诸侯国之间激烈征战兼并的背景下，长城产生了。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长城的缘起是“战国井田制的废除，而车变为骑，于是寇抄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西山仰韶文化遗址、龙山王城岗遗址等史迹表明，到春秋战国时，古人筑城技术已有2000多年历史。正如《吴越春秋》所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各诸侯国在自己易受侵犯的边境筑起了道道长城。
《史记》载：“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筑长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在北方修筑了规模更大的长城。
从战国至汉武帝时期，长城不断修筑、完善，形成了长城的基本规模和走向。之后，长城在不同时期都有修筑，最大规模的修筑是在明代，先后进行了七次大规模修筑，持续了100多年。最终建成了以秦长城为主体、从嘉峪关到辽东全长6350公里的“外边”长城。
北京，西、北、东三面环山，东南敞开向渤海，中间是平原，宛如一个海湾。由于地理位置与地势特点和气候优势，北京又是中原地区、广大北方和南部三大地区的交通起止点和中心，三岔路口人口集聚之地，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宽广的大平原形成首都级大都市的宽敞大格局，从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北京修建长城具有悠远的历史，长城与北京越来越命运相连，长城文化已成为北京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楚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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