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文｜长庚

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齐名的民国五大出版社之一的开明书店，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者邱雪松的新书《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为我们再现了开明书店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27年间的嬗变历程，“出版”本身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面貌也在其中得到呈现。

《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邱雪松著

中华书局

从五四运动走来

在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创立于戊戌变法时期，中华书局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开明书店，则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原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章锡琛自己回忆，“五四运动以后，商务的几种杂志，被‘新青年’派骂得体无完肤”，在新思想运动中，妇女问题也成为当时讨论的热门。正是在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章锡琛的思想得到了洗礼和革新，他“急来抱佛脚，不得不从图书馆里找出几部日本书阅读，东抄西撮写一点文章来应市”，结果“居然也博得一般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人当面把我捧做妇女问题的专家”。

五四运动让章锡琛脱胎换骨，从思想上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才使得他由《东方杂志》到《妇女杂志》，再到《新女性》，最后创办了开明书店。关于店名，章锡琛颇费思量，最后还是朋友们帮了忙。孙伏园据“开宗明义”之意，取名“开明书店”，并书写了招牌，丰子恺则设计了店徽。

开明书店总店

1926年8月1日，章锡琛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家中挂出了“开明书店”的招牌，开明书店从此正式创立。不久，夏丏尊便担任了负责书店编辑事务的编辑主任。在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和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等商务印书馆老友的大力支持下，开明书店很快声名鹊起。到后来，叶圣陶、徐调孚、顾均正、宋云彬、刘叔琴、刘熏宇、王伯祥、傅彬然、贾祖璋等人加盟后，章锡琛更是如虎添翼，开明书店很快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一个重镇。

开明书店同人合影（1948年5月）。从左至右，前排依次为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后排依次为徐调孚、金仲华、贾祖璋、顾均正。

在邱雪松看来，创办与维系开明书店的知识分子，除了共有的下层边缘知识分子这一共同社会身份外，其思想底色都有激进的一面，之后入店的叶圣陶、胡愈之等都有过一段时间认同乃至参与社会革命的人生经历。“事实上，正是这两点深刻地形塑了开明书店的自我设定、营运策略、聘用原则乃至各个时期的政治选择。”

打开教科书市场

开明书店的第一本畅销书，是1926年3月出版的《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代表作，1923年夏季，夏丏尊决定对照该书的英译本和日译本，将其翻译为中文全译本，并交由开明书店出版。

章锡琛对此书高度重视，亲自校对全稿，还专门为其撰写了《校毕赘言》，以做广告宣传之用。他还请丰子恺绘制了封面和十幅插图，同时辅以相当力度的宣传，终于使得此书一炮而红，成为新文学以来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译作。到1949年3月，《爱的教育》重印30版以上，成为开明书店的“吃饭书”之一。就连鲁迅都曾在1936年对夏丏尊开玩笑说：“这本书卖得好，你可是当财神老爷了。”

在民国，能否发售教科书是一家出版社发展壮大的核心所在。章锡琛深谙此点，直言“商务、中华、世界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

开明书店这个领域的突破口是《开明活页文选》。章锡琛从自己早年的国文教学的实践出发，考虑出版一种“单篇文章独立成页，事先不进行统一装订，待每个学校的教师任意选购组装成册后再行装订”的国文教科书，以减轻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国文教学方面的负担。到1937年，《开明活页文选》已有两千篇选文，成为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

信心满满的章锡琛随后寻找人手编写各科教材，意图扩大开明书店教科书的市场份额。在这其中，章锡琛最为看重的是初中英文教科书。

1927年9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秘书的林语堂，有感于政治动荡，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经孙伏园从中牵线，林语堂提出可为开明书店编写一套初级中学英文教材。合同签订后，双方携手从各自角度对市面通行的英语课本大加品评，为即将登场的教材造势。林语堂每周在《字林西报》发表文章，抨击已出教材的不足。开明则在旗下刊物登载读者来稿，遥相呼应。

1928年8月，《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出版，第二、第三册于翌年相继出版。该教材相比以往教科书内容确有优胜之处，它针对通行教材语法与课文两分的弊病，在课文内容中穿插讲授语法；课文编入大量的英国儿歌、民间故事，再配合以丰子恺绘制的插图，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林语堂著、丰子恺绘《开明第三英文读本》封面及内页(开明书店1929年9月出版)

为了扩大影响，林语堂邀请赵元任、郁达夫等大腕著文捧场，一些知名报刊也登载了书评。丰富的内容，配合广泛的宣传，促使《开明英文读本》正式投放市场后被各地中学纷纷选用，并深受好评。《开明英文读本》给林语堂和出版社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林语堂从此有“版税大王”之称，靠写作收入，实现了财务自由。开明书店也一举在英语教科书市场站稳了脚跟。

很快，另一业界大佬世界书局也希望循此思路开拓中学教科书市场。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责成英文编辑部主任林汉达编写一套英语教材，1930年2月至4月，《标准英语读本》三册先后投放市场，反响不错。殊不料，这套书直接引发了一场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之间广告味十足的版权官司。最终，开明书店输了官司却赢了声誉，带动《开明英文读本》名气销量大增。

邱雪松认为，民国时期教科书向来被大出版社视为禁脔，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直接诉诸法律，折射出大出版社力图继续维持既有版图、拒绝新兴势力的态度。章锡琛沉稳应对，让对这场官司持坐山观虎斗态度的大出版社深感意外，对其不再小觑，承认了它的入局，开明书店从此“跟其他大同业渐渐走往一致的方向”，并在出版界占据重要地位。

新文学的重镇

1936年，开明书店创立十周年之际，专门约请一批作家写一篇新作，汇编成集以作纪念。

夏丏尊在短序中交代了此举的缘由：“据一般批评家说，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起来以后，小说方面的成就比较可观。开明自从创立的那一年起，就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到现在，大家都承认开明这一类的出版物中间，很有一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佳作。这是开明的荣誉。开明要永远保持它的荣誉，就约当代作家各替开明特写一篇新作，用来纪念开明，同时也给我国小说界留个鸟瞰的摄影。”

小说集的名字叫《十年》，所约作家共有二三十位。由于到了集稿的期限时，有些作家因为事情忙，有些作家因为要慎重推敲，尚未把稿子寄到，而存稿的篇幅却已不少。为了收录更多的作品，开明书店临时决定改为分册出版，先将已收到的发表在《十年》上，不久又推出《十年(续集)》。

《十年》《十年(续集)》（开明书店）

《十年》收入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巴金、徐霞村、吴组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华、萧乾、叶圣陶的作品，《十年(续集)》收入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萧军、端木蕻良、蒋牧良、茅盾、夏丏尊的作品。该名单中基本囊括了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虽然他们在政治立场与艺术风格上各有差异，却都愿意为开明书店著文，开明书店在当时文艺圈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开明书店为新文学作家所认同，缘于出版社把“刊行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很多文学青年正是因为开明书店的提携而走上了作家之路。巴金晚年曾深情回忆：“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的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这也可以说我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

据统计，1926年至1952年，开明书店共出版图书1500种左右，其中文学书籍359种，约占出版社书籍出版量的24%，可证开明书店对文学类业务的重视。共有一百余位作家与开明书店签约出书，巴金以18种居首，茅盾15种次之。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大多是由开明书店初版或再版，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春蚕》，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等等。由上述数据可知，巴金、茅盾等人作为新文学的畅销作家，他们与开明书店是相互成就的。

对此，邱雪松分析，作为由五四一代主掌的出版社，开明书店看重新文艺的社会价值，当书店营业重心转型，教科书成为其营业大宗后，他们在所编定出版的国文教材中，大量收录新文学作品，使之“经典化”，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点滴渗透至下一代。同时，他们还通过撰写与出版辅助性读物，例如《文心》《文章作法》《文章讲话》等，系统介绍从语体文法修辞到文章结构，直至新文学理论、观念主张、形式技巧的知识，间接地为新文学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鉴赏者和后来者。

不过，邱雪松认为，对开明书店借由教材推广新文学的意义，不可做过高估量。原因有两点：首先，选编新文学作品入教材，是新文化成为主导话语后，各家出版社的“共识”，考虑到当时新文学优秀作品狭小的选择范围，各家教材的差异并不大。其次，开明人执教经年，对国文教育有自己的认识。简言之，在开明人内心深处，入选教材的新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地位相同，并不存在特别偏废，都是为国文教学目的服务。

由于业务重合度较高，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家以“开宗明义”为己任的出版机构，继续为青年服务。尽管独立存续只有27年，但是开明书店在创造良好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等方面的贡献依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