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无论是蒋介石,亦或者冯玉祥,都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人物。这二人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先是未曾谋面的儿女亲家,再到肝胆相照的拜把子兄弟,最后因为政见不同而幡然决裂,甚至因此而痛下杀手。
本着尊重历史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蒋介石和冯玉祥的恩怨纠葛。为了杜绝原文抄袭,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黯然离世,北洋政权虽然继续统治着中国,但各派势力之间却是攻伐不断。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张作霖一直虎视眈眈北京的政权,不断在东北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浙江战争,张作霖立即响应皖系并且自任总司令出兵山海关,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了迎战,吴佩孚任命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任命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任命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任命张福来为后援军总司令,依托长城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
面对战场形势和奉系拉拢,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军事会议准备倒戈回京,之后下令部队“后队改前队”,于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史称“北京政变”。以此为标志,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大胜而告终。
在直系政权垮台后,张作霖违背了“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师进入了北京城。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他在事实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不断排挤冯玉祥等人,再一次把中华民国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冯玉祥公开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不过,面对由奉系和皖系的排挤,他始终都游离于真正的核心权力之外,被迫同意放弃军权前往苏联“考察国情”。
孙中山拖着病体毅然决定北上,刚到北京就病倒在床,最终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过世。不过,他本人虽然离开了,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留了下来,指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革命。
作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年的蒋经国也曾是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更因为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而被学校开除。而且,他还深受共产党影响,思想和行动都非常的积极。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大革命的势头非常良好。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崛起势头非常强势,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崛起势头就不那么强势了,他甚至连国民党的执行委员都不是。
为了寻求国民党左派和苏联方面的支持,也为了塑造自己民主和进步的形象,蒋介石欣然同意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终于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客轮,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当时,与之同船赴苏联的还有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叶楚伧之子叶南和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20多人。
几乎同时,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也从德国转到了苏联留学,同样进入中山大学就读。那一年,蒋经国16岁,冯弗能15岁,两个身处异国他乡而且志向相投的年轻男女迅速坠入了爱河。
1926年春,蒋介石以“提防叛乱”为由,突然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而且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全部的枪械。不仅如此,他还单方面驱逐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将几名苏联籍顾问也“礼送出境”,引发了“中山舰事件”。
此次事件是蒋介石的一次试探,可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他竟然毫发无损。此后,苏共开始提防蒋介石,提防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只是为了保全国共合作才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开始率军北伐。一个月后,冯玉祥应共产党人李大钊的邀请返回国内,率领自己的旧部通过“五原誓师”加入了北伐军的行列,从此正式投入革命阵营。
1926年12月,身处苏联的蒋经国和冯弗能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成为革命夫妻。蒋介石和冯玉祥并不相识,甚至没有见过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儿女亲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作为亲家,冯玉祥竟不分青红皂白,公开站在了南京国民政府一边,此事成为其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
惊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惊闻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立即就陷于惊恐万分的状态。为了实现自保,他多次声讨自己的父亲,还在塔斯社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作为一名革命者,蒋介石已经死了,已经走向了反革命。他曾经是我的父亲和战友,现已成为了我的敌人。
由于态度坚决,蒋经国获得了苏联当局的认可,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排斥。不过,冯弗能却没能与父亲冯玉祥划清界线,更没能断绝父女关系,无奈之下只得接受被苏联遣返回国的命运。从此,这对原本非常恩爱的小夫妻劳燕分飞了。
1927年6月19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北伐途中第一次会面,希望能够共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共同对抗汪精卫。据《我的生活》记载:
我的车子到了砀山时距离徐州还有一站,蒋先生亲自前来相迎,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晤。
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背叛了革命。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被迫宣布辞职下野,眼睁睁地看着“宁汉合流”,看着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改组。
迎娶宋美龄后,蒋介石得到了英美两国的支持,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成功复出,继续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不久,冯玉祥在河南打败奉系军阀张宗昌,蒋介石亲自赶往前线慰问并且在郑州交换了兰谱,从此结为了异姓兄弟。
不过,这份金兰之谊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1929年8月,因为在部队编制和地盘划分上的重大分歧,蒋介石和冯玉祥逐渐反目结怨。
很快,冯玉祥联络晋系军阀共同起兵反蒋,受到阎锡山的中途变卦才黯然失败。在汪精卫的暗中支持下,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再次密谋合作,共同发起了“中原大战”。
战争初期,阎、桂、冯三家占据着主动权,蒋介石疲于防守。不过,由于阎锡山作战不力和拥兵自保,由于庞炳勋、刘春荣和石友三等部将临阵倒戈,冯军已经变得土崩瓦解。在奉系张学良“通电拥蒋”后,中原大战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从此奠定了自己在新军阀中的绝对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公然侵略,冯玉祥与旧部方振武和吉鸿昌等人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通过连续作战,他们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强有力回击了日寇的侵略,表明了国人抵抗侵略和不畏牺牲的决心。
不过,由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违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惩戒。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好再次下野并且隐居在泰山读书,期间继续发表自己的抗日爱国主张。
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冯玉祥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联合提出,希望能够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受此影响,蒋介石只好表示同意,还邀请冯玉祥出山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冯玉祥下令驻守北平的第29军誓死抗敌。不过,他本人却始终遭到蒋介石的猜忌,虽然是战区司令的高官,但从来都不被授予任何的实权,甚至连一支部队都难以调动。
无奈之下,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将领却始终呆待在重庆赋闲,冯玉祥浑身是劲却使不出来,直到日本投降。面对举国的和平停战呼声,他也显得信心满满,支持毛泽东亲自前来参加“重庆谈判”。
通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和平建国提供了可能。不过,面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之举,冯玉祥逐渐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不断担心内战的阴霾。
从重庆还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上下都显得意气风发,只有冯玉祥却高兴不起来。在日记中,他忧虑地表示:
抗战胜利今还都后,应当欣跃又狂欢,为什么我的心头却不轻松?那是因为政局还未开明,而为了实现那一天,同胞们还需继续努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内战。受此影响,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一个月后,冯玉祥被强令退出现役,并且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考察水利专使”,动身前往美国。临行前,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上蒋主席书”,其中提到:
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就和?
抵达美国后,冯玉祥丝毫都没有“收敛”,继续自己的“反内战”主张,令蒋介石视为了眼中钉和肉中刺。1947年11月,他倡导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旅美联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通过联合政府以和平建国的主张。
受冯玉祥等人的大声疾呼,受战场形势的变化,杜鲁门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蒋介石的军援政策。而气急败坏之下的蒋介石也开始接连回击,对他下达了“召回令”却遭到了拒绝。
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毛主席和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所有爱国人士都能积极行动以促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此感召下,冯玉祥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乘坐“胜利号”客轮回国,途中竟然因为胶卷失火而导致父女二人都双双遇难。
冯玉祥不幸殉难的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有人推测系美国方面所为,有人推测系苏联方面所为,但更多人却怀疑是蒋介石所为。不过,此事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结论。
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之际,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他选定了墓址,骨灰埋葬于泰山的西麓,这里曾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隐居读书的地方。
对于冯玉祥的评价,后世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他数次倒戈之事颇有微词。不过,周恩来同志却进行过盖棺定论:
冯玉祥将军是从旧军人转变的坚定民主主义战士,虽然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他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而毛主席对于冯玉祥的评价是这样的:@文史不假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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