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被誉为“学术昆仑”，也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其实，他对文史哲以外的学问，也有广泛涉猎。比如法学，仅从《围城》一书，就可看出，钱钟书对法学知识的了解并不肤浅。钱钟书的岳父杨荫杭还是著名法学家。
钱钟书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小说所写时代的法治概况都很熟悉。他对一些法律事实和术语信手拈来，他在《围城》中写道：“依照旧家庭的不成文法，孙子的乳母应当由祖父母出钱雇的。”这里钱钟书没有使用“惯例”“传统”等词语，而是用“不成文法”一词，让祖父母出钱请乳母这一做法具有了权威性和一定的强制性。“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这说明钱钟书已经觉察到当时法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他注意到，东西方传统审判和当时司法中的惯常做法，幽默地写到小说里：“汪处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拍惊堂木”“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子潇听话中有因，像黄泥里的竹笋，尖端微露，便想盘问到底。鸿渐不肯说，他愈起疑心，只恨不能采取特务机关的有效刑罚来逼口供”。
《围城》作为一部主要描写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小说，婚姻也是其重要内容。钱钟书多次展现了其对婚姻法专有名词的准确把握。
例如，他将传统和现代婚姻法的术语联系起来：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他可以清晰地区分法律规制的严厉程度，能从和婚姻有关的民事法正确地联想到刑事法，为了讽刺三闾大学的“导师制”，他写道：
“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学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
他考虑到婚姻纠纷以及诉诸司法的法律成本问题，例如为了嘲讽汪处厚这类人的精打细算和老于世故，写道：“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二十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么？重婚不要两处开销么？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
作者对于程序法的术语能够从容运用，例如他写学生：
“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全心全意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宣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
作者对于法庭辩论的技巧也有深刻的洞见，他写唐晓芙质问方鸿渐：
“‘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听说并不是普通的亲戚，是贵岳家，方先生以前结过婚——’鸿渐要插嘴，唐小姐不愧是律师的女儿，知道法庭上盘问见证的秘诀，不让他分辩——‘我不需要解释，是不是岳家？是就好了。’”
他能运用刑法里的术语写出新鲜的比喻：
“请的客一个都不来，就无异主人在社交生活上被判死刑。”
“阿丑熬了一会，说：‘大伯伯，你这枝铅笔好看得很。你让我写个字。’鸿渐知道铅笔到他手里准处死刑断头，不肯给他。”
钱钟书还具有非常现代的知识产权观念，注意到侵犯著作权的普遍和著作权保护的薄弱，针对小说中曹元朗的观点：“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可是我们并不说他们抄袭。”钱钟书写出了方鸿渐的心中所想：“怪不得阁下的大作也是那样斑驳陆离。你们内行人并不以为奇怪，可是我们外行人要报告捕房捉贼起赃了。”
钱钟书对于国际法也是了解的，他写道：“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钱钟书写侯营长时，就将“军法”写入他的语言；写赵辛楣拿孙柔嘉打趣方鸿渐时，就几次写到“保护人”，如：“鸿渐，我和你是好朋友，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小说里还经常出现“证据”一词。
《围城》中不难见到的法律术语往往被钱钟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深思。这说明钱钟书不仅有着渊博的法律知识，还有着一定的法律思维，所以在使用法律术语时能够恰到好处，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时毫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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