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的塔要从印度窣堵波说起。
早在公元前1500至前600年佛教出现以前的吠陀时期， 印度就有一种为藏纳圣贤遗骨而建造的陵墓或坟冢，佛教创立之后，以这种特别的建筑物安置供奉佛陀舍利，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信徒修建了最初的十座窣堵波，八座藏舍利，一座安置装纳舍利的坛子，一座存放火葬堆的灰烬。印度早期的陵墓或坟冢常被视为污秽和禁忌的场所，大多都要建在偏远或隐蔽之地，但在佛教教义中，释迦入灭绝非释迦之“死”，而是脱离了轮回转生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意味着佛教理想的最终实现，供奉释迦舍利的窣堵波，也就绝不等同于佛陀之墓，而是佛教终极境界的象征，是一种清净吉祥的“神圣之物”，所以窣堵波往往建造于村落或城市的十字路口或寺院正中，供过往信徒和僧俗礼敬朝拜。
大约在佛涅槃后二百余年，传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打开多座最初的窣堵波，以神力分佛舍利并为之另建了八万四千座窣堵波，以供天下人礼拜供养，印度现存最著名的桑奇大塔，就是初建于阿育王在位时期。
印度桑奇一号大塔，主体直径32米，高12.8米
印度现存最古老的窣堵波遗迹有多座，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呈半球形或卵形的高大覆钵丘，在梵文文献中，犹如胎或卵形象的覆钵丘，具有藏匿、包孕和生命力以及丰饶多产之源的意义，覆钵丘也就成为窣堵波的主体。《大唐西域记》记载佛曾教示如何建造窣堵波：“如来以僧伽胝方叠布下，次郁多罗僧，次僧却崎。又覆钵竖锡杖，如是次第为窣堵波。”由此可知，方叠僧衣象征台基、饭钵象征覆钵丘，锡杖象征刹杆相轮，三者合一就是窣堵波的最初原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云：“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桑奇大塔这类印度早期窣堵波的形制，与这些文献中记载基本一致，下部有高大的基台，其上为实心覆钵丘，覆钵丘小于基台，所以基台与覆钵丘之间的空间就成为一圈廊道，供僧俗用来右绕礼拜。覆钵丘顶立一组围成方形的石栏，这个部分成为“平头”，中间立一根杆刹，杆上叠置三层小圆伞盖，即三层“相轮”。
印度桑奇一号大塔各部分结构示意图
早期的佛教教义认为佛陀无上伟大，佛身不可形象，《增一阿含经》云：“如来身者，不可造作…不可摸测…不可言长言短。”所以一开始佛教并没有佛像，经过阿育王大力弘法，窣堵波就成为佛与佛法的象征物，成为信徒和教众最重要的礼拜对象。
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佛像率先出现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境内，在当地的窣堵波上，也开始流行雕刻各种佛传、本生等故事，原来作为主体的巨大覆钵，开始逐渐变小，其上的平台和相轮部分则相对变大，最下的台基部分则开始出现方形、多层的形制，并出现了下部逐渐升高且在其表面设龛刻像的做法。
拉合尔博物馆藏锡克里佛塔，塔身部分刻佛传、本生故事雕刻
穆赫拉穆拉杜寺窣堵波、白沙瓦博物馆藏公元2-3世纪石小窣堵波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窣堵波成为内涵更广的纪念性建筑，在进入中国之前，其形制和样式已经产生了各种新的发展和变化，文献记载建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乾陀罗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窣堵波：“名雀离浮图。塔基方形，周三百余步，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其上建十三级木构塔身，上又有金盘十二重，合去地七百尺。”这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建筑，而早已不同于印度南方早期窣堵波的形式了。
西域之于阗热尔克古塔、尼雅古塔、苏巴什古塔
中国本没有塔这个字，其初见于东晋葛洪《字苑》，而汉地的佛塔实物，东汉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的中国佛塔形象资料，为四川什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三层佛塔。此塔基座之上立有三层塔身，各层皆表现为三间四柱的木构外观，各层塔檐及塔顶都作斜坡顶，还略微带有中国建筑凹曲屋面的特征，顶上立有刹竿并安置三重相轮与宝珠塔刹。
四川什邡出土东汉画像砖，残长21、高15、厚7.5厘米
2008年湖北襄阳一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黄釉陶楼，其主体为两层木构楼阁，本是常见的汉式陶楼，与众不同的是，这座陶楼顶部设有相轮塔刹，而相轮塔刹是印度佛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通高104、进深31、宽33厘米，由门楼、院墙和两层楼阁组成
四川画像石上的佛塔塔身主体为三间四柱的木构，湖北黄釉陶楼主体为木构楼阁，都是中国自身风格的建筑。《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是华夏佛塔的最早文献纪录，其中记载的浮图祠形制，也是典型的汉地建筑。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献纪录，这些汉地最早佛塔的形制和印度及西域佛塔的形制已大为不同，这体现出佛教初传中土之时，尚无法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禁锢，只能依附于黄老之术的情形，当时佛塔这种典型佛教建筑，必定要以汉式传统建筑为主体才能为时人所接受，同时又必须具备竿刹相轮这类外来建筑构建作为特征标志，才能以新奇的形象引起社会各阶层注意，从而达到传法传教的目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塔是十余座仅高数十厘米的小石塔，这些塔出土于甘肃和吐鲁番地区，刻造于公元五世纪上半叶的北凉时代，其形制大体相同，圆柱形，没有木构楼阁式塔身而具备覆钵丘和粗厚相叠的高大的相轮，这明显保留了较多印度、犍陀罗佛塔的造型特征，然而北凉石塔上大多刻有汉地道教的八卦与星象符号，可见当时佛教仍然附会于方士神仙迷信的特点。
左北凉高善穆石塔，右北凉高善穆石塔
因为塔是佛陀和佛法的象征，礼拜佛塔也就是礼拜佛陀和佛法，僧俗为礼拜的需要而建造各种大型佛塔的同时，还出资雕刻诸多小石塔，或施予佛堂或置于精舍，一则僧徒能以此观经想佛，一则可以让更多的信众更为容易地礼拜。此外，不论大小，也不论以何种材质造塔建塔，其本身也是一种无上功德，《摩诃僧祇律》云： “真金百千担，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团泥，敬心造佛塔；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礼佛塔。”《法苑珠林•敬塔篇•感应缘》记西晋时会稽贸县（今宁波）出土小塔：“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文献中这种小塔和北凉石塔一样，都是为敬塔及求功德而施造的。
雕造于北魏天安元年（466）的平城曹天度塔同北凉石塔一样，不具备内部空间，也是用于礼拜和求功德而造的石塔，不过其形制为一座九层楼阁形方塔，单从外观上看，是座典型的汉式仿楼阁重楼佛塔。
曹天度塔身高约2米，塔刹残高约0.5米，原藏朔州崇福寺
曹天度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塔刹存山西朔州博物馆
汉代盛行巫祝神仙思想，好仙者认为“仙人好楼居”，所以当时无论都城还是各地，都为求仙而建造了诸多高大的重楼式建筑，汉晋间人视佛为西方列仙，作为佛及佛法象征的佛塔，也就出现方形多层重楼的形制。
河北阜城东汉墓出土重楼陶楼，通高216厘米，边长82.8厘米
曹天度石塔整体呈方形，各层逐次缩小，每层塔檐均作坡顶，翼角微翘，并完全仿木结构刻出檐椽与瓦垅等构件，曹天度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实例。
曹天度石塔
随着佛教的迅速而深入地传播，佛教建筑的兴建也随之越来越兴盛，东晋十六国时期，佛塔除了信徒集资建造之外，国家统治阶层和地方豪族也开始不惜重资兴建，以示虔诚并祈求功德，佛塔的层数和体量开始有更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名僧道安于东晋宁康元年（373）在襄阳创建檀溪寺造五层高塔，之后南朝刘宋在建康兴建了七层庄严寺塔，而北魏于天安二年（467），在平城建造了七层永宁寺塔，文献记载此塔“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宋明帝于泰始七年（471）建湘宫寺，本拟建十层佛塔，不成，改为建二座五重塔，说明七层高塔已近当时技术极限，大概五十年以后，建筑技术才有所突破，熙平元年（516），北魏以皇室之力在洛阳终于建立起了九层永宁寺塔，南朝梁武帝在大通元年（527）建造的建康同泰寺塔，也高达九层，至此，建造高塔不但成为皇族贵戚、豪富大家之间争奇斗奢的一种方式，更是国与国争胜的表现，佛塔的高度和规模也就随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遗址鸟瞰
《洛阳伽蓝记》记永宁寺塔：“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塔塔高以《水经注•谷水》所记高四十九丈较为合理，这已远远超过了三百余尺高的七层平城永宁寺旧塔了。
杨鸿勋先生手绘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图
洛阳永宁寺塔原地下部分的基座东西101米，南北98米，厚2.5米，基座上有124个方形柱基础石，由外至内构成五圈柱网，然而塔中心部分为巨大的实心土坯砌体，这起到抗击摇摆及扭曲以稳定塔身构架的作用，由此可知，永宁寺塔为方格柱网与中心土台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也就是说，洛阳永宁寺塔是一座土木混合式建筑，并不是一座纯粹的木构佛塔。
中大同元年（546）建康同泰寺九层佛塔焚毁，梁武帝又建十二层新塔。虽逢侯景之乱而止，却已然说明南朝这时已经具备建造高过十层佛塔的技术能力。当时描写佛塔的诗文中可见“重檐”、“累栋”、“悬梁”、“浮柱”、“飞楹”等语句，可见这些佛塔都是多层木结构，“悬梁”、“浮柱”更表明其构架是一层层相叠而成。日本飞鸟时期的建筑遗构，是公认的学摹南朝之作，根据世界最古老的木构佛塔法隆寺五重塔推测，梁武帝时期建造的高大佛塔，都应都是纯木构方式，与北朝佛塔多为土木结合方式决然不同。
日本飞鸟时代建筑法隆寺五重塔
南朝木塔的高度未必超越洛阳永宁寺塔，然而在建筑技术以及结构外观上，这些佛塔明显要比北朝更胜一筹。但不管是南朝同泰寺九层塔、十二层塔，还是北魏永宁寺这样巨大的塔，如果没有没有登峰造极的建筑技术，没有巨大人力和财力作支持，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南史》记有梁武帝曾发掘长干寺塔下“龙窟”及舍利事，古人建塔时先在塔心位置的地下挖一小室，名“龙窟”，用来藏纳舍利及相关宝物。龙窟上立石磉，石磉又称“刹下石”，相当于整座塔的奠基石，然后再在石磉上立木刹塔心柱。考古发现，印度古塔中舍利函都存放在高大覆钵丘的中心轴上下，其中心轴上或立好木柱，或者设置管状孔洞，而汉地佛塔，舍利函已转为深埋在塔心柱之下了，后世建塔设龙窟莫不安此形制，并称龙窟为佛塔地宫。
印度古窣堵波断面结构示意图
法隆寺五重塔地宫及塔刹各部示意图
古时建造大塔须先立中心刹柱，后再层层架设梁架，中心刹柱是最重要的木料，往往是直而长的贯通上下的巨材。由于巨材难得，又限于礼制约束，唯有社会上层能用，所以建造大型佛搭所用的巨大刹柱，只有靠皇帝特赐，梁简文帝为王时建天中天寺，梁武帝特赐柏木刹柱，南朝木塔实例无一存留至今，然而日本法隆寺五重塔之中心刹柱即为此类巨材。
法隆寺五重塔塔心柱上部
法隆寺五重塔塔心柱下部
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以及佛塔用材的改变，后世建造佛塔已不再使用木材刹柱，国内现存的古塔中，唯有建于唐代宗时期（766—779年）的河北正定凌霄塔，还保留有这种遗制。
河北正定凌霄塔塔心柱
南北朝时期的佛塔除土木结构和纯木构之外，尚有砖石佛塔，并且出现了密檐结构，当时的史料中可见有十一、十五十七层佛塔的记载，但这些都是密檐塔，所谓密檐，指的是塔的外檐层数较多，塔身以上塔檐之间的距离极短，紧密相连，远望层层重叠，很难轻易分辨层数，著名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早期的砖砌密檐式佛塔。
河南登封嵩岳寺
嵩岳寺平面及立面结构示意图
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中原真正意义上最古老的塔， 此塔高近40米，塔身平面为正十二边形，中空呈筒状。木料易朽易燃，以砖石为材的佛塔，相对更为坚固，不过因为没有柱梁等结构，为求稳固，高大的砖塔只能采用加厚塔壁的方法，嵩岳寺塔塔身为上下贯通的空筒，不过空筒空间狭小，而塔壁的墙体厚达2.5米。
嵩岳寺塔底层砖砌墙体
第一层塔身之上用叠涩砌法挑出十五层塔檐
嵩岳寺塔共十五层，第一层特别高大，以上十四层为密檐，逐层向内退缩并减低高度，不过各层挑出的砖叠涩出檐高度相同，由此塔身从下至上，砖檐的外端形成了一条优美的卷杀抛物线，所以尤为挺拔秀美，私以为塔的正十二边形其实是圆形的摹化，而其层层密檐是北凉石塔层层相轮的演化，可见此塔尚存印度古塔的遗风。
北凉石塔及嵩岳寺塔卷杀结构示意图
嵩岳寺塔
佛塔在外观上通常分为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南北朝时期的汉式佛塔与印度古制已有了极大变化，主要原因是两地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不同，反映到具体的细节，则是佛塔的各个部分的比例、样式及组合形式的改变，汉地的佛塔大部分还保留了印度古塔中覆钵、露盘、宝珠等部件造型，以作佛塔的特定标志，但这些部件造型，在整座佛塔中所占比例已大为缩小，又几乎聚集在塔顶，以相轮为例，《佛学大辞典》释云：“（术语）又曰轮相。塔上之九轮也。相者表相，表相高出，故谓之相。又相者视也，人仰视之，故云相。”佛塔的塔刹上装置金属质地的相轮若干重，在阳光下金光闪烁，所以古人形容其“灼灼金茎”，古塔的相轮多为铜制，也称为承露盘，其层数不等，有五层、七层、九层之例，《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刹上有金盘十一重，登封嵩岳寺塔现存相轮为七重，是宋初修缮时补造之物，而后世一些佛塔已将相轮全然省略，不过大多数都还保留石制和金属刹杆，而这种石质或金属刹杆的安置，又是造塔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个关节。
金属塔刹结构示意图，详细名目参看法隆寺塔地宫塔刹图
立于塔顶的塔刹相比于塔身，体积要小得多，但却是建造佛塔过程中的最大起重件，中古时期，即使中型佛塔的刹杆，都要达到一二千斤，而且往往要达到十几二十米以上，在高层佛塔安置这样重量和长度的刹杆，除了要有高超的测量技术防止安装倾斜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相应的高空起吊工具和施工技术，也就是说要大型的起吊器械和脚手架一类的配套设施。关于塔刹的安置，《洛阳伽蓝记》有一则记载：“王修浮图，木工既讫，犹有铁柱，无有能上者。王于四角起大高楼，多置金银及诸宝物，王与夫人及诸王子悉在楼上烧香散花，至心请神，然后辘轳绞索，一举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尔，实非人力所能举。”实非人力所能举，说明铁质刹杆安置极为困难，而这段记载里最重要的”四角起大高楼“和“辘轳绞索”，即安置塔刹须在塔的四周建立四组独立的脚手井架，此外还须用滑轮一类的起吊提升工具，如若在一座高80、90米的佛塔上安置长重塔刹，那么四周的脚手井架至少也要高达90米，这些脚手架本身的抗风防倾倒就是一项建筑技术难题，何况要在这基础上负载和起吊安置。
嵩岳寺塔塔刹部分
嵩岳寺塔开券门四道通塔心室，室内原应有置像，今不存。底层十二面，每面砌出角柱和塔形佛龛并以砖砌出壁柱、壶门、山花蕉叶、火焰型券等装饰，从外观上看，这一部分是整座佛塔最重要的部分。
嵩岳寺塔塔身外装饰部分
《牟子理惑论》记东汉洛阳白马寺佛塔：“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这应指的是佛塔基座和塔身外壁均绘有壁画，嵩岳寺塔底层塔心设像，外立面装饰繁复豪华，都是为了供信徒绕塔瞻拜以观佛想佛。密檐式塔是中古时期最常见的古塔形制，这类塔的特征除了层叠叠涩的密檐之外，还表现在下部第一层塔身比例尤大，并把佛龛、佛像以及门窗、柱子、斗拱等雕塑装饰都集中表现在塔身或第一层上，塔身内部往往都作实心处理，无法登临。北魏以后密檐式佛塔日益发展，装饰由简到繁，日趋富丽豪华，而这些基本特征都未改变，大多数辽代时期佛塔可作代表。
朝阳辽塔
黄华堂辽塔
北朝除嵩岳寺塔外，并无其他佛塔实例遗存，通过文献和同时代的石窟壁画和浮雕等形象资料可以得知， 密檐式佛塔之外，楼阁式佛塔最为常见，以后千余年，密檐塔和楼阁式塔成为中国佛塔最流行的两种形制，相比密檐塔，楼阁式塔的层数大都不超过七层，其塔身为从下向上斜直收分，各层出檐的外缘连线呈一直线，此外楼阁式塔的塔身表面通常隐出柱、枋、斗拱等木构件形象，现存最著名的楼阁式佛塔为长安慈恩寺大雁塔。
大雁塔民国旧影
隋代有确切纪年的实体塔只有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此塔通体石构。方形平面，通高15.4米，塔身6.6米，面宽7.4米，檐部挑出叠涩五层，塔顶以二十三层石板层层叠涩成四角攒间锥形塔顶，石质露盘、山花、蕉叶、顶轮宝珠构成刹部。塔四面正中开券门，内有中心方柱，佛像靠柱身四面设置，整座佛塔方直稳正，以质朴取胜。
济南神通寺四门塔民国旧影
四门塔重修后今景
唐代留存至今的佛塔有不少，但无一是木结构，从间接资料可知，当时建造的佛塔主要都是木结构，只是不利于久存，今人无幸见到而已，砖石建仿木结构楼阁式唐塔，重要实例为高宗总章二年（669）的长安兴教寺玄奘塔，而密檐式砖塔，嵩岳寺以后将近二百年都无实例遗存，景龙年间（707—709）的长安荐福寺塔，也就是著名的小雁塔，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唐代密檐塔。
玄奘塔及小雁塔民国旧影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多重高塔并不供人登临，当时的文献中也不见登塔的诗文记载，《魏书•崔光传》记洛阳永宁寺塔建成后，灵太后于神龟二年（516）躬登九层佛塔，崔光上谏引《内经》云：“宝塔高华，堪（龛）室千万，惟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莫可而拟，恭敬跪拜，悉在下级。”可见在当时还没有登塔的习俗，因为有大不敬之嫌，崇佛礼佛只在下层塔内礼拜，胡太后登塔或为创举，之后庾信有《和从驾登云居寺塔诗》曰：“重峦千仞塔，危登九层台。”可见到了北朝晚期，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已登塔以眺览观景了，这时候佛塔的才开始可供登临，以至于成为以后高塔的一项重要功能，而其形制和结构，也因此有了新的发展。
塔若要可登临的作用，那么对塔的结构、阶梯、走道，甚至是门窗开口方式和大小等都要有所要求，塔的平面形式和结构方式也就要随之变化改进，如须将塔内的楼层、楼梯尽量建造得宽阔以便伫立和攀登，门窗开门须尽量宽敞，六角形、八角形的形制开始普遍，因为相对方形佛塔，多边形可以增加更多的方位视野，甚至在塔身之外设置平坐形成可以环绕的回廊，登塔者可以借此可以走出塔身远眺，以砖塔为例，建塔者往往通过砖叠涩出挑出塔身平台，再加以木构勾栏以成为塔身外廊。
砖塔叠涩出挑平台结构示意图
由于砖石材料受压强度高，相比木构更不惧水火雷电，砖石佛塔只要底层塔体厚实，有局部损坏也无伤大局。
陕西二龙塔
不过砖石佛塔在砌体的抗拉、抗剪能力上，却有致命弱点，地震对佛塔一类高大砖石结构体造成最大的破坏处，往往是砖塔门窗开口集中的部位，因为这个部分是砌体强度薄弱的地方，彭县龙兴寺塔为唐代曾经重建，据《彭县志》记载，乾隆年间地震导致“塔顶四裂，势将倾圯，卒不坠。”嘉庆、光绪、民国年间各倒塌四分之一，之后只剩西北角矗立，而其断裂处，正是各层门窗所在的中轴位置。
四川彭州龙兴寺地震断裂结构示意图
为解决这个弊端，佛塔往往建造成六边形或八边形，在增加了抗风面的同时增加了底面积，此外为避免使薄弱环节集中在砖塔砌体每一面的中轴线上，佛塔各层门窗开口往往进行逐层错开处理，所以在宋以后，八角形平面取代方形平面成为佛塔形制的主流，如苏州云岩寺虎丘塔、杭州六和塔等著名佛塔。
在抗震方面，毫无疑问是成熟的木构建筑为好，伟大的应县释迦塔高达67米，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木构建筑历经千年而完好，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来日有专篇详说应县释迦木塔，所以这里暂且割爱，限于篇幅，其他唐宋元明清诸多古塔名塔也不再详论。
山西应县佛宫寺辽代释迦木塔
塔在印度最初用于藏纳舍利，作为佛与佛法的象征物。传入中国后继续保留固有的内涵之外，还派生了护法镇邪、登高瞭望、导航引渡等作用，因为用材和形制千变万化，其本身又成为了名胜风景，是中国古代仅次于宫殿的重要建筑物， 这一幢幢深奧、奥妙复杂的建筑，都是这是那些从未经过现代科学开化的无名工匠创造的，在彰显我们古人非凡才智的同时，已远远超过了宗教本身。成为人类最珍贵的财宝，值得我们一次次地欣赏，更值得用一切形式赞叹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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