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坡的评价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点睛之笔，如何理解它是能否正确认识词旨的又一关键。关于其评价，众口一词：抒写了诗人“心灰意冷”的消极人生思想。这几成定评。但笔者仔细揣摩，以为它张扬的是作者高尚的人生理想，给人以积极的感奋力量。

“人生如梦”其“人生”实指“仕途”。词中纵观历史，谈的是“千古风流人物”在仕途上的功勋业绩：思考现实，忆的是自己宦海生涯的苦难，亦是仕途，苏轼因所谓讪谤朝政，险掉了性命，故不用“仕途”、“宦海”而用“人生”，以免涉及议政，而再次大祸临头，苏轼入狱受审，浩劫余生，待罪困居黄州，他回顾自己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咀嚼仕途况味，借佛家“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功业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和思考，并以之扬弃曾执著追求的功业理想，其仕途上的虚幻意识异常沉重，又加之以“一尊还酹江月”与之相承，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其表层意蕴上，不结合苏轼其人去分析它，那么说它厌世、混世、享乐思想俱全，说它反映了诗人悲观颓丧的消极人生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作品形象的意蕴，是从作家心理深层迸发出来的火花，是潜存于个人、社会、历史、宇宙多种基因的染色体，是客观形象的情绪化，其根源并不在于客观形象自身，而在于作者的主体思想感情。而东坡的大部分词是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人生理想。诚如元好问所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乐府引》近人龙沐勋也注意到这点。他的《两宋词风转变论》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人格与性格抱负”。（《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那么要发掘“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意蕴的真正指向，我们就不能仅就其形象而言其义，更重要的是把握诗人的主体思想感情。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毋庸讳言，“人生如梦”确有苏轼在仕途上的“政治退避”的消极一面，我们不必为所爱拔高其作品的思想性，但我们也不能因词中流露了消极情绪就作简单否定。在精神痛苦中，诗人确含有藉此排遣内心郁积的真实方面，可它又不是其精神世界的全部。“仕途如梦”并不意味着诗人整个人生态度消沉了，他并没有像前人由此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不是从前人的“政治的退避”变而对“社会的退避”，而陷入消极的泥潭不能自拔。苏轼在以佛老思想排忧解愁时，就告诫自己：”学佛老者，本期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这说明他的人生追求是积极的，其居黄州时期，在文学上取得令人惊羡的成就，这就是明证，其弟苏辙说：在这之前，他们俩兄弟的文章不相“上下”；“既而谪居于典，杜门深居，驰翰翰墨，其文一变，如川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东坡墓志铭》）苏轼有如孔子，“欲以治世弊，道不行，则定《诗》、《书》、订《礼》、《乐》、序《春秋》、。”《汉文学史纲要》）孔子不遇于鲁，则去而它适；道不行，则退而著书立说，其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苏轼在宋代文坛的领袖地位足以说明他不仅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而且人生追求是孜孜不倦的。因此，苏轼这里不是借“酒”写“愁”，这不合乎诗人旷达自适的个性气质；是借“酒”写“乐”，但也不是表达混世、厌世、纵欲享乐之情。那么，它寓意为何？现试从诗人自我人格、个性气质、处世哲学、人生理想等方面探寻。

东坡的词往往是风格如人的，词品如人格。关天其人品，即使对苏轼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能不赞叹其凛然正气。其云：“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苏轼一生把“人格”、“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早所所写的《屈原塔》云：“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忘躯犯颜之士”（《上神宗皇帝书》）自居，又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曲洧旧闻》卷五引）自负，并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杭州还乞郡状》）的“名节”自励。他作《刚说》反驳“刚者易折”的说法，认为此乃“患得患失之徒”的论调，直到晚年，他仍表白“君命重，臣节在”（《千秋岁》）。苏轼在“俯仰万变”的仕途沧桑中，始终是以节义自守的，实现了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他贬居黄州时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寺寓居作》），其决不攀附权贵，守正恶邪的高尚人品跃然纸上。如果我们联想到其因“乌台诗案”险遭杀头的事实，其“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以“江月”为侣，与“江月”同乐的形象，仿佛重现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风节凛然的直臣范仪，暗示了其虽处穷厄，誓不“俯身从众，卑沦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的道德风范。

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是苏轼的处世哲学。这也是他仕途上的进退观。他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优游岁月，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他以这样的哲学观保持内心平静，开朗乐观。他用这样的处世标准衡量古人，批评管仲不能做到“谏而不听，则不用而矣”（《论管仲说》）指责责谊“不善处穷”（《论贾谊》）。他非常赞赏韩琦、欧阳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一处世哲学无疑地帮助他超越政治上的巨大创痛，而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形象，体现了他的这一处世哲学观，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超然自适的通达襟怀。

苏轼是很具个性的人。他曾借“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抒写自己挺拔不屈的性格。这一个性不仅未因政治受挫而改变，在黄州时反而尤为突出。其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防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以至后来贬到边远的惠州仍作诗云：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这首诗传至京师，章敦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贬谪到更远的儋州。这是绍圣四年四月发生的事。苏轼的政敌从“春睡美”这个快活形象中，体味到诗人政治上的不屈。”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乐”的形象，不同样表达了诗人对政治迫害的轻蔑又不屈的个性气质吗？其对抗挫折，迎战命运的意义，尽在言外。清人刘熙载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艺概·词曲论》）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人的人格的独立精神。“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挚爱，并在人生思考的多元取向中，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与独立的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诗人以“人生如梦”否定了追求政治功业的价值，以“一尊还酹江月”表达了他转而追求道德价值，追求自我人格道德的完善的人生理想。这也是“达兼穷独”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诗人“故我”的理想破灭了，但他不能不在社会存在中继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一尊还酹江月”这个与“江月”为伍，决不苟且从俗，保持自我本性的形象，正是张扬其人格的独立精神，暗示出诗人新的人生思想——实现自身人格道德的完善。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记录了苏轼价值取向前后变化的过程。苏轼在《东坡墓志铭》中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这段话充分说明苏轼思想的复杂性及前后变化的过程。“乌台诗案”应是其思想变化的分水岭。苏轼在黄州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李端叔对他的“称说”是“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所“称说”的“皆故我，非今我”。其“故我”、“今我”谓何？其词的“周郎”者，故我也”：“一尊还酹江月”者，今我也。即执著地追求功业理想者，故我也；追求实现人格道德完善者，今我也。诗人在这里借象显之，思深而意远。

总之，我们应根据诗人仕途上的进退观、自我人格、个性气质、人生理想的变化，去把握“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个文学意象的丰富内涵，去判定它蕴含的潜在的相对确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那种停留于语言形式而轻率作出简单化、肤浅化，甚至曲解性的评价，是不可取的。

东坡先生所说的人生三难是有道理的。当一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了生活的节奏，会心满意足，平淡的生活，一个富贵的人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社会地位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欲望、可能失去初心。同样道理，安劳苦容易，安闲散不易，闲散无聊可能会生出事端，保持定力就难了。所谓忍痛易，忍痒难，痛有身体疾病的痛，也有心情的痛，这都是容易解决可以去除的，但是忍痒就不同了 ，一种情况是外部环境对我们影响扰乱能否忍受，再就是心里的不合理欲望能否克制。 所以，东坡先生所说安闲散、耐富贵、忍痒是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虽然过去一千多年，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非常适用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淡泊明志，富贵仁爱，克自守法，保持平常心，也是做人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