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里看世界
以法学的理性 以传媒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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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无法否认的,因为已经过去了。”
在这段被影迷频频引述、模仿的对白里,旭仔一开始就定位了影片的时间坐标——一九六零年。而本片中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表达,都与60年代这个时间点息息相关。
如果为世界范围的60年代进行剪影,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飞”的时代。
以美国为典型,战后兴起、并在60年代仍旧盛行的“垮掉一代”文化影响着众多青年人;英国的摇滚乐也在60年代迎来其黄金时期;嬉皮士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总之,世界60年代的文化反叛主流、背离传统,其追求者们否定、解构传统价值观,他们渴望“飞”往他处,寻找自我,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而这,不正是影片中阿飞一直在做的事吗?
除此之外,我们在影片题目中也能窥见王家卫试图进行的文化表达。《阿飞正传》是尼古拉斯·雷伊的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在香港的中译名,大陆译名为“无因的反叛”。这一电影在香港60年代掀起热潮,产生流行偶像,也生产了“阿飞”这一文化符号。
而王家卫以此作为其影片题目,我们可以猜测,他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勾勒香港60年代的图景,另一方面则暗示他要讨论的主题:反叛,即对应电影英文名中的“being wild”。
基于以上种种,我们不难发现“飞”这个字背后的含义——反叛、漂泊、奔赴远方,或者说在路上。在电影中,导演也将此进行具象化表达,给出了形象的比喻——无脚鸟。
“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地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这是影片中第一次提到无脚鸟这个比喻。在此前的20分钟里,我们通过旭仔和苏丽珍、Lulu的两段感情,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个浪子的风流与魅力。
在这样的铺垫下,旭仔有了这段独白。他以“无脚鸟”自喻来进行自我表达,为自己种种反叛、背离传统的行为给出解释。而这段独白之后,是旭仔在房间里的独舞。这段舞跳得随性、陶醉、自得其乐。
所有种种,都刻画了旭仔,也是任何一个从生活中出走的人渴望拥有的理想状态:无牵挂、无忧虑、尽情追求精神上美的体验、不用为任何事情负责。可谓潇洒极了。
随后,旭仔脱离了这种自我沉醉的状态,转而面向他灵魂中的打结处。他和所有人一样,被迫面对自己生命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于旭仔而言,是他的身世。
“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跟我作对,为什么你不可以对我好一点?”
“你想我对你好就不应该早说穿我不是你亲生的,你不说便什么事都没有,你说一点又隐瞒一点。我只想知道谁是我爸妈而已,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在给我一个恨你的借口。”
在旭仔和其养母的对白里,我们可以理解旭仔反叛的原因。他之所以放任自流、反叛任性,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没有根的浮萍、是一艘没有港湾可以归靠的船只、是一只“无脚鸟”。他赌气似的一边声称仇视自己最亲近的养母,一边保护她不受伤害。他否定养母,期盼着寻找生母,也就是否定当下,期盼着远方。
随后的对白里,养母毒辣地剖析了旭仔心理。这里也恰是第二次提到“无脚鸟”的隐喻。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这几年来你一直放纵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你要报复吗?好啊,我现在告诉你,你亲生娘是谁,我受够了!你以前做人总是用这个当借口, 你以后不可以再用这个借口了。你想飞呀,好哇,你飞吧!你要飞就飞得远点,你不要有一天让我知道,你只是在自己骗自己。”
“以前做人总是用这个当借口”“你只是在自己骗自己”这两句话简直一语中的。旭仔把自己比为“无脚鸟”,一个略带悲伤色彩的比喻来回答自己的种种行为,他所有的反叛,难免有自怜意味。
之后养母远赴美国,旭仔如愿踏上寻母之路,奔赴他的远方,找寻他的身份认同。但其生母却拒绝见他。此时旭仔发现他真的没有了依托,他失去了当下,也无法拥有远方。
在菲律宾漂泊,流离失所,旭仔被超仔搭救。而后的火车上,超仔犀利质问了“无脚鸟”的比喻,此时旭仔的价值体系再一次受到质疑,旭仔再无法那样随性、陶醉、自得其乐。
“喂 你有没有听过这世界上有一种鸟?”
“听过了,没脚的那一种嘛! 你这种谎话哄女孩子倒可以,你像鸟吗?哪一点像鸟?你像唐人街垃圾站捡回来的醉酒鬼罢了。像鸟?你懂飞便不会蹲在这了。飞啊,有本事飞给我看吧。”
旭仔死前的独白里,“无脚鸟”隐喻最后出现,而这最后一次,彻底瓦解了其中意义。
“以前,以为有一种雀鸟,一开始飞便会飞到死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那只雀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
这只鸟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一开始便死了。影片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反反叛”的。而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主人公在后面几次的公路旅行里常常会质疑“我为什么会上路?我为什么在这里?”他逐渐意识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来到同样的地方,他其实哪里也没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仿佛没有存在过,仿佛“一开始便死了”。
嬉皮士们在摇滚乐中愤怒,呼吁爱与和平,但他们常常不知为何而愤怒。因为他们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对抗权威,打破传统,解构意义大于重构意义,他们在反叛的狂欢中消亡。“阿飞”们也是如此。
写在最后
90年代的王家卫在影片中对60年代价值文化进行讨论,我们大胆猜测,他也许在致敬反叛文化,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处理。但最后,他给出的答案是:所有“阿飞”们的离经叛道是有价值的,但难逃自我沉醉之嫌,更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我们无法一直在路上,总要有个终点,“the days of being wild”终究要成为一段记忆被我们折叠起来、小心收藏。而对于“无脚鸟”,我们只能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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