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自然描写

在《金瓶梅》中，潘金莲最了解西门庆，西门庆也最了解潘金莲。他们二人才是天生的一对搭档，他们的思想、性格有若干共同之处，将潘金莲与西门庆进行比较，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潘金莲的思想与性格。

物欲、情欲的疯狂追求

潘金莲与西门庆是物欲、情欲的疯狂追求者，对此不少研究文章和专著都曾予以分析评价，但论述其共性者为多。这里主要从潘金莲、西门庆对物欲、情欲追求上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一些比较。

西门庆对物欲的疯狂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财货的疯狂追求，他不仅用不同的方式攫取了孟玉楼、李瓶儿和亲家陈洪寄存的三大宗钱财，而且通过经商、贪赃枉法、偷税漏税、交通官吏、提取收盐引、偷工减料、合伙做皇上的香蜡生意、放官吏债等各种途径赚钱，可以说当时能用得上的赚钱的手段他全部能用上了。《金瓶瓶词话》虽然在西门庆出场时就被介绍为暴发户，但只不过在县前开个生药铺，这生药铺直到他死时资金不过合银五千两，但其死时家产总值大约在十万两银子以上，这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暴发户。

其二是西门庆生活上的极度奢靡。他不仅注意穿戴，更讲究吃喝。香港中文大学的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中说：“以饮食来说，没有什么小说像这本讲的这么多，书中的饮食不但次数多，而且写得详细和生动……《水浒传》里的饮食吓唬我们，那些好汉子独个儿报销了几斤肉和半桶酒，确是英雄气概。《红楼》的饮食也吓唬我们，曹雪芹通常并不说吃的是什么，但他让我们那么震慑和充满了自卑感，开席之时，我们就剩下刘姥姥那么多的观察力了……《金瓶梅》的饮食就只是享受。……就是大作家中，能够经常采用饮食作创作资料的，恐怕也只有本书作者和狄更斯等少数几个。”像《金瓶梅》中那样，一顿宴席就花了上千两银子的惊人数字，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创造了记录。而《金瓶梅》中的饮酒，则无论从酒的种类，到饮酒的次数之多之讲究之描写生动具体，同样是创记录者。西门庆确实是最讲享受的小说人物之一。

而潘金莲的物欲则主要表现在对日常用品的讲究，特别是对于服饰无厌足的高标准的追求上。在西门庆的众妻妾中，潘金莲是最爱打扮，也最会打扮的一个，也是全书中在这方面的冒尖人物。潘金莲的这种打扮不仅是物欲追求的表现，也是为其情欲追求服务的，是很能表现其性格特点的。

潘金莲从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时，就学会了“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嫁给武大后。在家别无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饭，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西门庆帘下遇金莲时，书中对潘金莲的打扮有一段颇有代表性的描写，与其性格关系至密，与《水浒传》中大为不同，是地道的《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口面上缉着皮金，一径里踅出香云一结。周围小簪儿齐插。六鬓斜插一朵桃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八字湾湾柳叶，衬在腮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菜玉酥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褶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通花汗巾儿袖中儿边搭刺，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裤腿儿脏头垂下。往下看，尖娇娇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牙，老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初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散，卖弄杀偏俏的冤家（第二回）。武大死了，灵牌未烧，潘金莲早已打扮得乔模乔样，引逗的一般来做佛事的和尚一个个迷乱了佛性禅心；而武大佛事未完，潘金莲“又早除了孝髻，换上一身艳衣服，在帘里与西门庆两个并肩而立”。

潘金莲刚嫁到西门庆家中，就梳妆打扮得令主家婆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口中不言，内心感叹不已。列位于西门庆众妻妾之后，潘金莲的打扮不仅更加讲究，而且出众。第十五回元夜赏灯火时，“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潘金莲的这番打扮举动，直逗引的楼下那些浮浪子弟们议论纷纷，有人以为她们是公侯府里的宅眷，贵戚皇孙家艳妾，甚或院中的小娘儿。

不仅如此，潘金莲往往还别出心裁，不仅巧缝红绫睡鞋，用茉莉花抹搓身体，而且还乔妆丫头以市爱。《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回的回目为“抱孩童瓶儿希宠，妆丫鬟金莲市爱”。作者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确实颇具匠心，把潘金莲爱打扮的用心衬托得格外分明。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与陈经济通奸事发，被主家婆吴月娘赶出家门，在王婆家里待卖，但就在这样狼狈的处境下，她仍然在打扮着：“这潘金莲次日依旧打粉，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无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弹弄琵琶。”直到被武松骗买回家去，大难临头，死之将至，潘金莲也仍不忘打扮：“晚上婆子领妇人进门，换了孝，戴着新髻，身穿红衣服，搭着盖头”，俨然一新妇。

潘金莲的爱打扮妆饰，真可谓至死方休。潘金莲与西门庆一样，也是情欲的疯狂追求者，发泄者。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变态性生活及其变态性心理，虽然大致相同，但却有着不同的表现与特点。

西门庆是家庭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又是清河一带的阎罗大王，五道将军，财大气粗，又上通于当朝太师，气焰熏天，人人怕他三分。不管家内家外，凡清河一带的妇女，只要有可能，他就可以去勾搭，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而且可以随时住到院中或把妓女留住家中，简直是肆行无忌。其次，跟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除了极个别的人，比如王招宣府的林太太，都是或希望得到他的宠爱，或在财物上有所要求，而他则是个施主。因此，西门庆在性淫乱过程中没有任何思想负担。而有所施予，则为了有所获得。因而西门庆在性淫乱中往往显示出一种豺狼似的贪婪和狂风骤雨般暴虐，给对方以苦痛而感到最大的满足与快意。

潘金莲则不同，她不仅没有西门庆在家中与社会上的威势，更缺少必备的钱财，还因为她是个女性，她对情欲的追求虽然一点不比西门庆差，但却要受到种种限制。西门庆与家中仆人的妻子随便淫乱则可，而潘金莲则因为与小厮琴童私通，不仅挨了西门庆的鞭子，而且李桂姐恃宠乘机投井下石，让西门庆剪来金莲的一缕头发放到自己的脚底下天天践踏，使金莲遭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背时。潘金莲私爱陈经济，但在西门庆在世时，慑于威势，不能不克制收敛；在西门庆死后，二人通奸被吴月娘得知后．就被逐出家门。就是在与西门庆纵欲之时，则不是为了受到西门庆的宠爱，就是时时不忘在钱财方面有求于西门庆。

总之，较之西门庆，潘金莲的淫乱不能不受到很多限制，但其淫欲要求又不在西门庆之下，于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阻挡而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遇巫山阻隔而益增其怒号。因之，潘金莲在性淫乱过程中，不仅似破堤淮洪，简直要吞筮一切，而且又往往显示出变态的失去人格的卑下与猥鄙。作者对于同样淫乱的两位主角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对潘金莲的谴责远超过了西门庆。在西门庆，作者以为他的淫欲无度主要是戕害了自己，其乱伦要受到良心与道德的谴责；而潘金莲的淫欲则不仅是自取灭亡，而且危害了他人，破坏礼义，必得千刀万剐。大概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一位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要求作者去为潘金莲的淫乱罪行进行辩护或施以同情，但作者在此问题上对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不同态度，却明显地暴露了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所惯有的在性生活与性道德方面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

西门庆家庭中的“混世魔王”

除了对物欲—金钱、情欲——女色的追求之外，西门庆孜孜以求的是权势。

有人认为西门庆的权势欲表现并不怎么强烈，这种看法不符合书中的实际描写。《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一出场，作者就说他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从小也是一个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里人都惧怕他”。因为贿赂当朝太师蔡京，终于得了个副千户之职，而且一阔脸就变，西门庆做了官，便自觉身份不同，乃至忘乎所以。乔大户来攀亲家，他竟然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了。

升了副千户，西门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商的生涯。他在官任上都干了些什么？御史曾孝序在弹劾西门庆时说：“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脏迹显著。”曾孝序所开列的西门庆之罪状，并无半句虚言，西门庆之劣迹远远超过曾御史的参本。西门庆一上任，就不仅贪鄙不职，而且滥施淫威，动不动就要拿拶子拶人，把个清河县搞得乌烟瘴气。

但西门庆并不满足，他结交状元蔡御史和巡按宋乔年，拜当朝太师为义父，终于又升为正千户。官运亨通，手眼通天，真是清河县名副其实的阎罗大王，五道将军。潘金莲除了物欲、情欲的疯狂追求外，对权势的追求也表现了与西门庆类似的态度。

不过西门庆营求的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而潘金莲追逐的是西门庆家庭中的权力与霸主的地位。

首先谈管帐之权。孟玉楼未嫁西门庆之前，西门庆“家中虽是吴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门走动。出入银钱都在唱的李娇儿手里”。孟玉楼嫁进来之后，管帐之权归了孟玉楼。管帐不等于掌握了家庭的财权，但出入银钱打手中经过，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一般家中仆人得受其约束，因此潘金莲便不能不争管帐权。有一个章节这样描写：孟玉楼对西门说“……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攒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教她管去。也该交她管管儿。却是她昨日说的：甚么打紧处，雕佛眼儿便难，等我管。’西门庆道：‘你听那小淫妇儿，他勉强，着紧处，他就慌了。亦发摆过这几席酒儿，你交与他就是了。”’可见潘金莲的管帐权是争来的。

其次，看潘金莲的争霸活动。潘金莲一进入西门庆家中，这个本来闹闹嚷嚷的小天地便被她搅得更加沸反盈天。“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在西门庆的六妻妾中她的地位本来排在第五，却想充当霸主，主宰这个天地。对下人，她打骂秋菊，害死宋惠莲，降服如意儿，就连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安也惧她三分；对同辈小妾，她同孟玉楼结成盟军，明攻孙雪娥，暗击李娇儿，吓死官哥儿，气死李瓶儿。对上，西门庆也实在奈何她不得，把个西门庆哄得滴溜转。李瓶儿死后，她开始把予头指向吴月娘，与吴月娘大吵大闹。西门庆死后，她与吴月娘直接抗衡。通过与吴月娘的、丫头玉箫的三章约，暗中监视吴月娘的行动。她能言善辩，口似淮洪，计赛萧何，时常活埋人儿，西门庆府中上上下下的人们，无不惧怕她三分。

潘金莲的人生观

潘金莲是不怕死的，她有同西门庆如出一辙的人生观、价值观，《金瓶梅词话》写道：西门庆坦言：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刺剌、胡诌乱扯歪斯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潘金莲更是生死不怕，比西门庆来得还决断。众妻妾笑卜龟儿卦，金莲未卜，月娘为之遗憾，金莲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这种生死不顾、纵情享乐的人生观，当然不是开始于西门庆、潘金莲，在中国实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比如，这种思想在《诗经》中就有明白的表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在汉末则有“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魏晋六朝有“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咨口之饮，力疲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

但是这种纵欲享乐的思想发展到明代后期，即西门庆、潘金莲生活的时代，却又较前有了很大不同。

第一，无论是《诗经》中的夜饮贵族，汉的士大夫，魏晋六朝的没落土族，他们虽然主张秉烛夜游，纵情享乐，但在其内心深处，却总不免时时流露出一种对人生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他们追求欢愉的花饰，是以苦为底色的，因之显示出一种多余的人的心态。然而西门庆与潘金莲不同，自以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对物欲情欲的追求，是主动的人生追求，明显地显示出一种主动进取的姿态。

第二，先秦到六朝的享乐主义者们之所以颓废放荡，因为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失去了依附。而西门庆、潘金莲则觉得有恃无恐。西门庆依仗的是其气大财粗，潘金莲则凭恃自己的聪明才干和美丽的姿色。

第三，先秦至六朝的悲观的享乐主义者们在内心深处，实在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具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以为这种纵情享乐正是商品经济繁荣、商人市民地位空前提高，及对自身价值的认同的明显的时代印记。无论是春秋、汉末，还是六朝，这种纵情享乐的人生观，都并非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代表着一种没落的势力，因此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的腐蚀作用是有限的。但明代中后叶则大不相同，它在一段时期中曾泛滥成社会的时代追求，既是当时封建统治者没落心态的反映，又代表着新兴的商人阶层的情绪，所以对当时社会确实有着巨大的破坏性。对于这种破坏性，丁耀亢在其《续金瓶梅》中曾经有过十分清醒的分析：有位君子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闺房中言语，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说到缙绅君子不和天下的风俗。

有这贞女义夫，毕竟是朝廷的纪纲，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纲纪，才有了风俗，才有了治乱。一层层说到根本上去，叫看书的人知道，这淫风恶俗，从士大夫一点阴邪妨忌中生来，造出个不阴不阳的劫运，自然把“礼义廉耻”四个字，一齐抹倒。没有廉耻，又说什么金瓶梅三个妇女敌不过西门庆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系风俗？看到蔡太师受贿推升，白白地做了提刑千户；又有那蔡状元、宋御史因财纳交，全无官体。自然要纲纪凌夷，国家丧灭，以致金人内犯，二帝北迁。

善读《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学西门庆大官人的心，天下妇人都要学会金瓶梅的样，人心哪能不坏，天下哪能不亡？但是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丁耀亢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这种物欲、情欲泛滥的大潮对社会的破坏性，而没能也不能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不可救药。只有彻底推翻这个社会制度，扫荡与这个制度共生存的封建礼教，一个新社会才能建立。而西门庆、潘金莲的这种对物欲、情欲的疯狂追求，实在是人类在一定时期的一种人性异化，它对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完善，当然最终都显示出一种逆向性。

但是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物欲、情欲的追求与被肯定，对于被封建生产关系窒息了的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对于被程朱理学这中世纪的封建僧侣主义扼杀了的人性的复苏与再生，又无疑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这种丑恶的东西却是人类前行的历史过程中，人的本质完善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必然阶段。这正如人类由野蛮向文明时期过渡阶段的战争一样，它无疑是非人道的、残酷的，但它却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过程中的必经之途。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带有肮脏的血腥。明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如果中国的历史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前行，无疑将慢慢地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作者在塑造西门庆、潘金莲这两个典型人物时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或其全书的创作宗旨则在于戒欲，用张竹坡的话来说，是此书独罪财色，即罪物欲、情欲的疯狂追求。但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在感情上，却显示了与上述主旨的矛盾，即作者有意无意地渲染乃至某种程度上流露了对西门庆、潘金莲的同情，以及对物欲、情欲的情不自禁的欣赏。

我们觉得这也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一方面作者作为一知识分子，受传统的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这在《金瓶梅词话》中表现得很充分；另一方面，作者身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社会大潮中，作者本身就受到这种大潮的裹挟，可谓身不由己，思想上便不能不受其影响。

但是我们不赞成时下不少研究者以为《金瓶梅词话》作者是站在王学左派的立场上，或从王学左派观点出发，来创造《金瓶梅词话》的结论。我们认为，就《金瓶梅词话》作者在整体框架上所显示出的思想来看，作者所持的态度，实在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观点相左，而与当时以张居正等人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反思派思想更为接近。但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着力塑造西门庆、潘金莲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显示了与自己的初衷相悖的观念，表现了一种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在处理两门庆、潘金莲二人的主角地位上、在处理这两个人物的结局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先看西门庆的结局。在现实的人生当中，虽然作者对西门庆的行事有所谴责，以为其罪恶多端，但却不让西门庆死于非命和皇帝的三尺王法，而让他死于妇人之手：对此，礼教观念较浓重的封建文人早就表示不满，比如《天爵堂笔余》中就说：“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死。”殊不知作者所以这样安排西门庆的结局，不仅出于作品情节、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需要，而且另有深意寓焉，这主要是戒淫。而在西门庆死后，作者曾给西门庆设置了两种结果，其一是来世“往东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钺去也”。其二是“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这两种结局显然自相矛盾。

再说潘金莲。潘金莲在现实的人生中死于武松的刀下。作者在书中若干地方曾明白地表述过，潘金莲实在恶孽深重，确应千刀万剐，但当武松真的要剐她时，作者却又明显地流露出对她的同情：“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可怜妇人，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亡年三十二岁。但见手到处，青春丧命；刀落时，红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罗殿上；三魂渺渺，应归枉死城中。星眸紧闭，直挺挺死尸横光地下；银牙半咬，血淋淋在一边离。好似初春大雪压折金钱柳，腊月狂风吹折玉梅花。这妇人娇媚不知归何处，芳魂今夜落谁家。”潘金莲罪行累累，按说真是死有余辜，但作者却让其死后“往东京城内托生为黎家女”，并没有让她真的下地狱。而半个世纪后，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则不仅让潘金莲在地狱中吃了苦头，而且来世亦不得好报。与丁氏相比，《金瓶梅词话》作者真可谓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了。

西门庆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丰满。放到当今社会也是妥妥的高富帅之流的存在。当时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放在当今，俨然是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富人的奢侈普通人是无法想象的。西门庆的风花雪月将成为过去当今未来的有钱人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