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也叫外号，古已有之。绰号起于号，中国古人有起号的癖好。号是古人的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它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取号而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某种情操。常见的号有居士、山人之类，像李白号青莲居士，朱耷号八大山人。还有取自斋号、室号的，梁启超就称饮冰室主人。古代还有谥号，即死后由朝廷颁赐的荣称，像岳飞的谥号为武穆。死后由门人、后人起的尊号，则称“私谥”，如晋代陶潜的“私谥”是靖节。最复杂的当属皇帝的号了，像清康熙帝, 庙号圣祖,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年号康熙。
绰号来自民间，因而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其他的号基本消亡时，它却生存下来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魅力。绰号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或蕴涵丰富而含蓄，或嬉笑怒骂、诙谐幽默。有史可查的绰号起自汉代，如严延年、郅都、董宣是汉武帝时期的三个酷吏，世称之为“屠伯”、“苍鹰”、“卧虎”。杨震因博学，被人尊称为“关西孔子”。
绰号的产生，有多种由头。如从形貌看，汉代贾逵身高头长，被称为“贾长头”；从举止看，西汉甄丰好夜间谋议，人称“夜半客”；从行为看，东汉崔烈花500万钱买官，人称“铜臭”；从爱好看，南明弘光帝喜用蛤蟆制药，丞相马士英好斗蟋蟀，人称“蛤蟆天子”、“蟋蟀相公”；从著作看，唐骆宾王的诗中多用数字做对，人们因此称他为“算博士”；从学识看，明代程济因博学而获“两脚书橱”的雅号；从谈吐看，南宋赵霈担任谏议大夫却大谈禁杀鹅鸭，因此被人讥为“鹅鸭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绰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群体绰号。如宋代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同时担任谏官，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明哲保身，不敢进言。于是，时人讽他们三人为“三不吠犬”。明宪宗时更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等群体绰号，真是形象之极啊。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绰号出现的频率很高，尤其是公案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绰号。而集绰号之大成者，非《水浒传》莫属，在书中，不光一百零八条好汉有精彩的绰号，连一些次要人物也都有绰号，像高俅绰号“位列三公”，想来十分滑稽。不过，《水浒传》中人物的绰号也就二到四个字，而在另一些古典小说中，绰号的字数却变得越来越长。像《童林传》里童林的绰号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八个字之多。而新武侠小说也继承了这项传统，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古龙的《绝代双骄》里的小鱼儿，有一次给自己起了个超长的绰号，结果吓退了那位胆小的武林人士。看来，在武侠的世界里，绰号也是生产力啊。
西安晚报> 2018年07月15日 > 版次： <06> 文化纵横
小时候，我父亲是果园的会计。到苹果成熟、采摘的时候，干活儿的人会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而我却一下子给扔了，说：“公家的东西，我不能吃！”人们都笑了，说：“还真是个小会计！”于是，我就有了“小会计”的绰号。大人们从此都喊我“小会计”。
小学时，上音乐课。孟老师弹风琴教我们唱歌。我和二黑却唱自己创作的歌：“我嘛是马，我为什么是马？因为我为人民出大力，流大汗。所以，我嘛是马。”结果，被孟老师发现了，他弹琴，让我们唱自己的歌，引得同学哄堂大笑。于是，同学都喊二黑叫“大马”，喊我“小马”。我还创造了小马撒欢一样的跑步方法。老师看我跑得快，就叫我去参加运动会。因为人多，赛场上我竟忘了该怎么跑步，最后跑了个倒数第一。“小马”的绰号一直伴随我到小学毕业。
刚当老师时，我带初二班主任，学生很难管理。我就批评学生：“初一时，是狗；初二时，是狼狗；到初三，就整个变成狼了！”后来，我发现学生竟私下喊我“狼狗”，说老师也是这样变化的。这让我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开始和学生沟通，以说服教育为主。慢慢地，学生不喊我“狼狗”了，我也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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