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大清帝国最后的脊梁被折断了吗

一、天津保卫战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以37艘军舰的强大火力，攻占大沽炮台，继而向天津进发。

清军负责天津保卫战的有两拨人马，一拨是清军最精锐的部队武卫军的前军，由淮军名将聂士成统领。聂士成曾经参与中日甲午战争，打赢摩天岭阻击战，收复连山关、草河口，取得甲午战争中惟一的胜利，另一拨是可以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前者拥有全套德式装备，并且使用最新锐的 K98 毛瑟步枪、马克沁机枪等。后者则拥有将神附体、呼风唤雨、飞天遁地、闭枪闭炮等外挂技能。如此强强联合，相信“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问题是，两拨人马不但没有强强联合，反而互相拆台。当武卫前军正在与八国联军苦战之时，义和团却在天津乘机四处焚掠。聂士成忍无可忍，你们不给我打辅助也就算了，居然还火上浇油，于是他派兵镇压义和团，杀死上千人。义和团当然也忍无可忍，于是上奏朝廷聂士成通敌。

朝廷接到义和团的奏报，下旨督责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并将其革职留任处分。聂士成气的七窍生烟，称“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聂士成

聂士成跟义和团之间的梁子，不是现在才结下的。义和团运动蔓延到直隶的时候，直隶提督聂士成就主张镇压，双方曾经恶斗数次，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

义和团被清政府认可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天津常常袭击武卫军官兵。因为义和团背后有朝廷撑腰，聂士成敢怒而不敢言。军机大臣荣禄写信给他，半带安慰半带威胁，“公军装式颇类西人，易启团民疑，故至寻衅。团民志在报国，具有忠义之忱，似不宜肆行剿戮，惟公慎之！”聂士成回信道：“团匪病国害民，必误大局，且士成本任直隶提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创，靡所逃死！”

朝廷希望武卫军能够与义和团精诚合作，但是却又没有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结果导致双方表面上携手共进，实际上互相残杀。一日，义和团在街上看见聂士成，立即手持大刀直奔他的坐骑，双拳难敌四手，聂士成慌忙逃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

聂士成也是有仇必报，天津杨村之战，他派义和团上前线。义和团拳民遭到联军机枪扫射，无法上前，撤回时又遭到武卫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

在廊坊大捷中，虽然武卫军是主要作战力量，但是朝廷却将功劳全部记在义和团的账上，把武卫军晾在一边。可以想见，双方的仇隙，就算用502胶水粘都合不上。

义和团诬陷武卫前军通敌，但事实上，武卫前军在作战时非常英勇，前后与八国联军恶战十余次，曾架起大炮狂轰租界和跑马场，迫使敌人龟缩在跑马场地道内，而“租界各洋行，为毁者大半”。武卫前军的勇猛，得到对手的称赞，“洋人群谓华兵虽从，要皆不足为虑，所可畏者，聂军门之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而后又进，其猛勇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而天津租界之所以久攻不下，不是武卫前军作战不力，而是八国联军的实力太给力。大沽失陷后，联军源源不断的增援，带来更多威力强大的武器，比如英国新运到的八尊大炮，据称此炮一开，一弹能毁三里村庄城厢。

另外，联军甚至用上国际公法所不允许使用的毒气弹，这种炮弹开放时，在一百码之内的人，一闻其气，无不立毙。据记载，天津城破之后，联军看到很多清军拿着枪靠在墙上，怒目而立，但是却一动不动。联军走近去一瞧，这些清军早已断气，原来他们是中了毒气，还没有倒地便已经气绝身亡，甚至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可见这种毒气弹的惨毒。

强大的敌军正在步步紧逼，天津城从一个锦绣繁华之地，变成为瓦砾纵横之场。本来这个时候，义和团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与聂士成捐弃前嫌，共同对敌。可是，义和团却派人抓走了聂士成的妻子及女儿。聂士成得知后，派兵去救自己的亲人，万万没想到自己的部下有很多人被义和团蛊惑，临阵反水，大叫“聂军反矣！”他们开枪射击聂士成，使聂士成身中数弹，差点一命鸣呼。

前有猛虎，后有饿狼，武卫前军腹背受敌，前后失据。聂士成悲痛万分：我唯有尽力报国已耳。

二、聂士成殉国

7月9日凌晨，聂士成率领已经血战八昼夜的数千将士，与八国联军在天津附近的八里台展开决战。此时的八国联军，不但在武器装备上已经远远超过武卫前军，甚至在兵力上也已经超过武卫前军数倍，聂士成根本就没有获胜的任何希望。

四面环击，枪林如雨，炮声震天，聂士成横刀立马，对部下声言自己在此战中的必死之心，“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

自己的身后就是北京城，全军将士都已经没有退路，此时只有破釜沉舟，与敌军做殊死搏斗。我想，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跟“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却，因为后面就是莫斯科”差不多。

双方激战之时，因为聂士成穿着大黄马褂，格外突出，被德军指挥官库克认了出来。库克过去在聂士成军中担任过骑兵教习，他不忍看到昔日的朋友战死。因此库克派遣使者过去，劝说聂士成投降，却遭到断然拒绝。

联军的炮火对准聂士成所在地，接连发炮。聂士成被炸得腹破肠出，两条腿被先后被打断，但是他依然不下火线，挥动战刀，率领官兵英勇抗敌。

一颗流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接着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聂士成的太阳穴。最终聂士成从马上倒下，停止了呼吸，享年64岁。

对于聂士成的壮烈牺牲，库克肃然起敬，他用一张红毯将聂士成的遗体盖上，脱帽鸣枪致哀，并将遗体郑重的交还给清军。

▲武卫军操练

聂士成在前线拼杀，誓死不退，展现了一个职业军人保家卫国的高尚人格。反观那些一天到晚叫嚣“要平鬼子不费难”的义和团大头目张德成、曹福田、刘十九、韩以礼等，没有一个冲锋陷阵，没有一个浴血奋战，更没有一个战死沙场。他们全都在敌人未到之时，就已经仓皇逃窜。

聂士成阵亡后，朝廷在义和团的亲密战友载漪、刚毅等人的影响下，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一个为国战斗到死的将军，结果却被顽固派们指责为“误国”。引起中外纷争的是义和团，贸然向全世界宣战的是慈禧太后，但是他们都没有“误国”，“误国”的是替他们收拾烂摊子，最后连尸体都四分五裂的人。

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忘恩负义的朝廷，谁还会忠心耿耿的替他们卖命？朝廷做的这一切，都被聂士成的好友袁世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武昌起义之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没有为清政府卖命，反而倒逼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切，都是清政府咎由自取。

话说，天津城失陷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也不敢提什么“刀山火海爷敢钻”，纷纷闻风解散，能跑就跑。仓场侍郎刘恩溥奏道“接奉谕旨，饬臣会合团民，短兵相接，出奇制胜。惟团民业已溃散，臣竟无法可施。”办理通州防剿事宜长萃亦奏道：“前经奏准招募两营，扼要驻防，业经出示晓谕，而义和团民竟无应募之人。”

此时的清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后，依然指望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她命令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带领清军和义和团共15万人阻击敌军，不料义和团已经没有丝毫斗志，畏敌如虎，结果在3万敌军的进攻下溃不成军。李秉衡无法阻止拳民溃散，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便在北京东郊通州张家湾吞金自杀，死前留下遗书：“军队数万充塞道途，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

▲八国联军

通州失陷，八国联军直抵北京城下。当时在北京城的义和团人多势众，“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然而这八万人并没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反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们还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身份，据史料记载，“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就这样，在北京沦陷之前，“前所谓义和团者，早已鼠窜兽散矣。”八国联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整个城池。

对了，罪魁祸首慈禧太后此时已经踏上逃亡之路。剩下的烂摊子，就交给李鸿章吧。

三、清廷的末路

近代以来，清政府的国防主力不断更新迭代。

当八旗、绿营被证明腐化严重，不堪一击之时，湘军、淮军等“勇营”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甲午之战，湘军、淮军又被证明堕落败坏，难当大用之时，清政府就决定以战后残余部队为基础再训练出一支近代化的国防武装力量，这就是武卫军的成立由来，也是清廷训练近代化新军的第一步。

1899年，清廷正式成立“武卫军”，由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组成。尤其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和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无论是武器上还是编制上皆采用当时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德国的标准配置，堪称清政府手上的王牌。

如果清政府励精图治，将这支军队认真打磨，那么清政府完全可以拥有避免被列强随意欺凌的力量，正如俾斯麦对李鸿章说的话：“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良策。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五万足矣。”

然而，清政府在甲午之战后，不思进取，反而与民间的反现代化力量沆瀣一气，结果引来八国联军之祸。武卫军成立才一年，就被赶鸭子上架，一次单挑俄德法美日奥义英八国军队。不管聂士成如何英勇无畏，不管官兵们如何血战不退，都无法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

因为一时的冲动，清政府将自己未来的立国之基亲手葬送。而聂士成的力战殉国，不仅代表清军对抗八国联军的全面失败，也象征着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程中，军事改革所遇到的一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