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村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村是怎么命名的)

下文经授权摘录自《中国村落史》，胡彬彬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

“村”的出现及其发展

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村落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的汉语中出现了“村”字。在此之前，有“聚”“里”“格”“庐”这类对聚落形态的称呼，但尚无“村”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被运用至郊野聚落的命名之中，其后这种称谓再未发生大的变化，并一直延续至今。

现存典籍中，最早出现“村”字的是《三国志》，“村”与“落”连用，共出现了两次。其一，为卷十六《郑浑传》载：“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其二，为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郑浑传》中的村落位于曹魏某处城外，与今天的村落所处环境相同。而“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的表述，显示出这个村落秩序井然，较为繁荣。《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所载的村落位于北沃沮，为东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村落是北沃沮民众冬季的临时居所，其夏季则仍旧生活在“山岩深穴”中，带有原始的游牧部落特征。当然，将北沃沮民族冬季的临时聚居区称为“村落”，是汉人的说法。不过，这两处记载至少说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村”字逐渐开始被使用，以“村落”命名乡野的民众聚居之所，也在此时肇兴并逐渐盛行。东晋时，村落在文人笔下也时有出现。如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移居二首·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搜神后记》卷五：“未至村，日暮。”著名的《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中国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并明确写道这是一个村落：“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法显的《佛国记》：“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村中般泥洹，即此处起塔。”《抱朴子》卷五《茅君》：“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诸如此类，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见。这一时期的汉译佛经中，也出现了很多“村”字。姚秦的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一一城者，有一万五千聚落村邑而围绕之。一一聚落、村邑无量百千人众充满其中。”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二十九：“是比丘若依聚落，城邑止住。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难以一一列举。到了唐代，“村”作为某一类聚落的指代用词，被广泛接受。

安徽黄山呈坎村的初夏。（本文照片均来自《中国村落史》）

关于“村”字对应于聚落形态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做了不少考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后世所谓的“村”，其实是从屯田产生的。他据此推论的原因在于：“‘村’这个字本来写作‘邨’，这个‘邨’字是‘屯’旁附个‘邑’。”另一个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可“村”字起源于“邨”的说法，但是又说：“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此后演变成征税、治安等施政对象。”两位学者的说法有其合理处，从字源意义上来说，“村”字就是由“邨”演变而来的。不过，“村”这一聚落形态的起源与发展，则远比字体形态的演变复杂，军事原因只是其一。

部分学者认为，村来源于“聚”，这种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村都起源于“聚”，但是至少其中大部分村都来源于“聚”。在汉代文献中，虽然没有“村”字，但是有大量的“聚”。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聚”被解释为“会”，“邑落曰聚”。清代的段玉裁又进一步解释为：“邑落，谓邑中村落。”这体现了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聚”与“村”的关系的通识性认知。

“聚”还通常与“落”连用，从它的实指来看，并非城邑，而是后世的村落。聚落是自然形成的民众聚居区。《汉书·沟洫志第九》：“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这段文字说明，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修筑房屋，自然形成聚落。汉代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行军至当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虒聚、刘聚、惮狐聚、阳人聚、南筮聚、駣聚、山聚、力聚、鼓聚、秦聚、历聚、禺聚、所聚、合聚、博聚、虑聚、永聚、彭泽聚、多聚、梧中聚、落门聚、繁聚、狋聚等二十多处，其中很多都是新莽时期命名的。《后汉书·郡国志》中，聚名增多，出现了五十七处。

福建南靖县田螺坑村“四菜一汤”。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上的一条史料，记载了某处村落由“聚”变成“村”的故事：“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猎余聚。”这条史料可以视为村落名称由“聚”改“村”的一个典型。东晋时代开始，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中国人之所以居住在野外的村落，原因有二：其一是南方本地人多，且多少有排外的可能，地缘人缘均不够谙熟的北人很难挤进城里居住；其二是南迁的北人也不愿意直接被当地政府管辖，带有隐居避世的意思。为了治理这些散居的民众，南朝政府承认了自然形成的村落，设立了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代表，与郡县相协调。当然，村作为专指的名称并被普遍接受，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根据史料来看，南北朝时期，村与堡、坞等并称的并不少见。这说明，坞堡等军事性聚居地在失去战争功能之后，并未被居民放弃，而是被持续使用。村与坞相连使用的例子，多见于《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载，邪杲“劫掠村坞，毒害民人，齐人号之为‘沓榆贼’”。卷七十四《尔朱荣传》：“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卷八十七《节义传》载：“永安初，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而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晋书》也有一些例子，卷八十七《忠义传》载：“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村与堡连用的例子主要见于卷一百《李特传》：“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

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描述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的时候，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这也就进一步可以说明，坞、堡实为出于军事目的修建。战乱结束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演变成了村落。即使是单独表述与村相关的内容，仍旧可以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侃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杨侃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落：“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民情向背，然后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以及“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表明，杨侃围困的村落具有军事根据地的功能。杨侃的军队并不能长驱直入，说明村落周围都有很坚固的防御围墙。

此时，也有城邑、村落、村邑并称的称谓出现。《魏书》列传第四十六《杨逸传》载：“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供。”《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传》载：“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毒虫猛兽皆不为害。”《北齐书》列传第十三载：“山东旧贼刘盘陀、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村与邑开始作为一对词语使用，表明“村”正在成为乡野聚落的一个泛称。

与之相应的，就是逐渐出现了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魏书》列传第十二：“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聚城北高柳村。”《北齐书》帝纪第八：“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今所见南齐时的文献里，以“村”命名的村落，更是多达十余处。如《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载：“吴兴、建安、将乐、邵武、建阳、绥城、沙村。”《南齐书》卷十八所载“村”最多，皆为当时国家认定的祥瑞的发生地：“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山阳县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为连理。”“八月，盐官县内乐村木连理。”“升明二年九月，建宁县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靫戟二枚。”“永明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六年，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獐一头。”《南齐书》卷二十五列传第六：“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敬儿弟恭儿，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与居民不异。”《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地黄村潘妪善禁……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南齐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二十五：“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

安徽黄山呈坎村居民的生活。

从北朝石刻资料中，我们今天仍旧可以找到若干个传统典籍文献中未见或未录入的村名：任丘村、南乡村、圻上村、当陌村、高平村、大尚村、安鹿交村、淳亐村、小辟村、山阳村、北林在村、陵户村、高柳村、马村、东比村、商王村、朝阳村、安村、桓尹村、水冶村、京上村、高陵村、大吴村、苌湦村、菀中村、树要村、诸田村、新王村、元村、上梅村、高门村、八涧村、日□村、洛音村、马□村、公孙村、赵村、阳阿故县村、梁罢村、贾墥村、雹水村、般石村、岩梁村、凉上村、赵村（二）等，共计45个（武平五年河北灵寿三圣院的张天智造像上的村名以□□表示）。从村名来看，一些村落可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如大吴村、新王村等。赵村出现了两次，一个位于河南洛阳，另一个位于陕西咸阳。虽然可能同样迫于迁徙，但在迁徙过程中可能演变成了一种以姓氏为单元的集体行为。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说明，秦汉后期，这些以家族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典籍中也都出现大量村落名称。《水经注》载有19处。这些村落分布于全国各地—山东的薛村，河北的北城村，陕西的长柳村，湖北的须导村、射堂村、平乐村、东亭村，浙江的徐村、木客村，安徽的烽村，巴蜀地区的博村、阳村、故陵村、巴乡村、七谷村，湖南的乌林村、石塘村、万岁村、湘陂村，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朝时，村可能已经具备了行政区划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逐渐成为基本的税收单位。东晋官员刘超征收地方税时，“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南朝梁的鱼弘以村为单位，盘剥民众。南齐政府官吏进行征税时，“暮宿村县，威福便行”。其二，村具有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南朝宋时，江东实行“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民众有盗窃坟墓者，“罪所近村民”。南朝梁时，严禁当兵叛逃，“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三，村开始成为基本的经济事务单位。流民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等，都以村为单位进行。梁武帝时，曾下诏安抚流民说：“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其四，村偶尔会成为分封单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南朝宋时，晋熙蛮梅式生起义，被封为高山侯，其领地为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当然，这四点仅能说明，村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习惯性称呼，甚至可能已经纳入了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目前尚无文献能明确证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令，曾以“村”为行政单位。

山西临县李家山村。

如此看来，“村”既是聚落在聚居单元性质上的衍化，也是名称的进化。且在这一时期，村与邑、堡、坞、栅、屯连用的情况较为常见。不仅如此，村在郡县直辖地区、民族地区、属邦地区、佛教区域等，都有所体现。大致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隋朝），是“村”这一概念的肇始期。村名作为具体地名的指代，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并有取代此前“聚落”称谓的趋势。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村”的使用，其在地域范围中不断出现，并不断扩散扩大，以至“村”后来成了跨越时空约定俗成的名称，最终成为被历朝历代普遍认同的通识称谓。不过，这一时期的“村”，还不是具备社会制度性意义的行政单位。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应该是民间出现以“村”命名的聚落在先，其作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名称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在后。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用“村”命名聚落的风气流行，直到唐代，它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才最终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

本文经授权摘录自《中国村落史》，胡彬彬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8月。

原作者｜胡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