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被称之为魔都，中国上海为什么被称为魔都

“魔都”一词来源于日本作家的游记
“魔都”一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出自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笔下。
自明治维新以来，众多日本文人涌向中国，村松梢风也是其中一员。由于受到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作品的影响，村松梢风在1923年至1932年间，先后六次来到上海以及周边地区，试图在中国邂逅新文学，寻找写作灵感。而他没有想到的是，阴暗交织、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仿佛一座巨大的“魔窟”，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和冲击力。
村松梢风游览了上海最为繁华的街区、娱乐场所，参观了中国的新式教育机构，与郁达夫、田汉等中国文人密切来往，还游览了杭州、苏州等地的园林风景。在村松梢风的眼中，20世纪初叶的上海就是个不夜城，“不管夜有多深，人们依然在街上蠢蠢行走，像一个游荡的世界”。于是，他使用“魔都”这个词诠释了当时的上海。
村松梢风对“魔都”一词的来源也有描述，比如“来过上海的人往往将其称之为魔都”，可见“魔都”在当时上海民间已有此种说法。只不过，村松梢风为“魔都”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注脚。1924年，村松梢风将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见闻写成游记文章，回到日本之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5万字左右的《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翌年以《魔都》为名出版成书。就目前所知，将上海称为“魔都”最早就是出现在这本书中。
村松梢风的文字并非事后的回忆，而是即时的实录，很像是“一部黑白纪录片”。大量的直观感受陈述其中，虽然不免有些肤浅低俗，但都是鲜活而生动的。村松梢风的这些所见所闻在上海研究者那里，更像是稗官野史的渊薮。
《魔都》一书的译者徐静波认为，应该说，“魔都”词语以及“魔都”意象都是村松梢风在不经意间创造的，由于内含了太多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元素，或者说是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混沌叠合、明暗相交的上海的各种因子。时至今日，“魔都”没有被时代所埋没，竟然被广泛传播和使用起来。
旅华游记丛书《东瀛文人·印象中国》译者之一及策划人，翻译家施小炜曾经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讲道：“20世纪初，日本在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透彻、深入的，不仅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而且包括不出于学术目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与中国的交往，或来中国游赏的体验，来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家、学者回国后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来所形成的游记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受众。”
“魔都”的魔性体现在哪里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发，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由华人区、法租界、公共租界三部分组成，其面积合起来不过是东京市的三分之一，与大阪相比也只及它的一半左右，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内居然住着比东京还要多60万的人口。
20世纪初叶，蛰居上海的日本文人墨客很多，他们虽然长时期耽于斯、游于斯，却大多未能参透上海的各种幻象，而村松梢风的观察显然更加细致入微。
村松梢风在《我观上海》一文中写道：“到街上去走一走的话，真的到处都是人流。与其说是在行走，不如说是人潮在流动。即使是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三马路、四马路一带杂沓拥挤的人流，也都莫不为之感到大为惊讶。在挂满了无数闪金耀彩的招牌的街上，行走的人群望上去总是黑压压的一片。茶馆和饭馆任何时候都是吃客满座。中国都市独有的那种气味，斑斓多彩的颜色，喧嚣鼎沸的人声……这么多的人到底是来自何处?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村松梢风看来，上海这座城市一方面繁华程度超过东京，一切文明的设施都是明亮而华丽的，可以尽情寻欢作乐，但另一方面喧嚣不安又令人害怕，“一旦踏进它的内部，就立即会被一层阴森的大幕所包裹”，各种暗巷里充斥着罪恶和秘密。
对于隐藏于上海的黑暗与罪恶，村松梢风撰文写道：“那里猖獗着所有的犯罪行为，充满了偷盗、杀人、欺诈、赌博、绑架、走私者、秘密帮会、卖淫、恐吓、美人计、吸食鸦片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犯罪，不分昼夜，不分区域，一年四季都在上演。且这些坏蛋谁也不怕，昂首阔步地走在路上……”可以说，村松梢风初到上海的心情是喜悦而赞叹的，沉浸之后批判性的意识渐渐涌现，这种感观的转变过程饱含着深入的思考，也揭示了上海的复杂与多变。村松梢风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上海或明或暗地显示了世界人类的最后图景”。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虽然总体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然而因为处于西方列强实力的卵翼之下，局部出现了畸形的发展和繁荣，差不多拥有远东最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业。这就是村松梢风笔下的上海“明亮和华丽”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整个中国尚处于战乱状态，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都局限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因而往往藏污纳垢、混沌不堪。如果回到历史的背景中去看，“魔都”的“魔性”的根源则在于因租界的设立而形成的“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结果。
《魔都》在日本出版以后，当时在中日两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魔都的说法也没有被国内外广泛使用。直到20世纪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第一卷，专门列举了1867—1947年日本学者编写的上海史著作，其中收录了村松梢风的《魔都》一书。1998年，徐静波教授开始翻译《魔都》并于2001年发表《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论文(《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2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选刊《外国文学研究》当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这或许是在中国最早论及村松梢风与“魔都”的文章。从这一时期开始，“魔都”的说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国内学术界。
199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派出了一批记者来到上海作专题采访，从历史的演绎来考察日中关系的未来，在当年的5月出版了一部《魔都上海十万日本人》。2000年，来自中国的刘建辉经由讲谈社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介绍了20世纪初叶日本人与上海的关联。在此前后，日本一些报道或研究论文也开始广泛使用“魔都”一词，尤其是在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界。
可以说，“魔都”来源于上海民间的戏说，而后日本作家以先入为主的上海印象为“魔都”概念下了注脚，最后被中日学术界重视研究，才形成了如今“魔都”意向的全景式诠释。
至于“魔都”说法何时从学术界转移到大众领域，可能和网络媒体和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传播关系很大。
村松梢风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1924年就出版的《魔都》一书，为何直到20世纪末才被注意和重视?这一切可能和村松梢风本人的文学影响力有关。
与同时代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相比，村松梢风在中国文史上的学养以及原本对中国的兴趣，都要弱得多。他本人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在当时的中国，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梢风的文学作品，他的《魔都》以及记述他在上海经历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海》都没有被译介到中国来，《魔都》差不多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村松梢风1889年9月出生于静冈县的一户地主家庭。徐静波对村松梢风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很难看出青少年时代的梢风曾对中国或中国文史有兴趣。他后来提到的孩童时代唯一跟中国相关的记忆是，当年风行一时的所谓“壮士剧”中经常会出现作恶多端的中国人的形象，小孩要是不听话的话，大人就会用“小心被中国人拐骗了去”的话来镇住孩子。
梢风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进入了庆应义塾理财科预科学习，此时他才接触到日本的新文学，并由此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不久因父亲的猝然去世，作为长子的他只得返回家乡看守田产。其间在家乡的小学和农林学校担任过教员，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颇为倾倒的作家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等，而卢梭的《忏悔录》更是他的不释之卷。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村松梢风不是一个安分稳静的人，他不顾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出游行。“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爱漂泊，喜爱孤独。”所以，很多人认为，村松梢风的浪荡天性使得其作品的说服力令人质疑。他来到中国之前，就喜爱沉溺于东京的花街柳巷，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去中国也许是他困顿之下的另一种解脱。
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出兵，于1914年11月占领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青岛。前途迷茫的梢风不觉将目光移向了中国。他想到这一陌生的土地去闯荡一下。这时他的一位师长辈的人物洼田空穗劝阻了他。洼田劝他不必急着到中国去，在这之前不如先锻炼一下文笔，在文学上辟出一条路来。于是梢风暂时打消了去中国的念头，一边写稿，一边帮朋友编杂志，以后又进入日本电通社做记者。1917年，他将写成的小说《琴姬物语》投到了当时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得到了主编泷田樨阴的赏识，在8月号上刊登了出来。由此梢风在文坛上正式崭露了头角，作品频频刊发，知名度也日趋上升。梢风写的大都是传奇故事类的大众文学，渐渐地他感到可写的素材已捉襟见肘，于是想到在人生中另辟一条生路，这就是使他35岁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中国之行。
徐静波认为，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品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
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
今昔“魔都”是否可以同日而语
不论怎样，《魔都》一书译本出版的意义不容小觑，普通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上海100多年前的盛况。作为一份重要的史料，《魔都》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个在本土和外来文化互相对抗和融合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是如何创造出独特的繁华世界的。
今日的上海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呈现出来的新面貌。在很多上海史研究者的眼中，今日上海仍然延续了昔日上海的魔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现代性在最短时间内就远远超越了比她早开放的南方经济特区。
在众多研究上海史的研究者中，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玛丽格白吉尔教授的观点别具一格。她认为，在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上海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工业的龙头，有人说是上海的基础好，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白吉尔教授画龙点睛般地指出，“好就好在上海和她的居民具有现代性”。
白吉尔教授进一步指出，从语言结构来看，中文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只是一字之差，外文也只是后辗不同而已，但这两个词的实际意义相差甚远。现代化只是表面上能看到的东西，比如比比皆是的高楼大厦、高科技产品等，但这并不表示拥有这些实物的城市和个人都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化在思维和行为上的体现，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文化的持续性和统一性的是非常重要的。上海很早就搭建了东西方思想交流的平台，汇集和包容了各种新生事物。百年前日本人提出的“魔都”之所以在今天被我们自觉地接纳和传播，其实代表了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想认同，虽然上海的“魔性”指向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文化上兼容并蓄的本源并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蔓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