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的发展历史及演变(中国笔的发展历程)

一仓颉作书，蒙恬造笔

-谈古人追溯笔的起源

大凡事物发展变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人们就会怀着莫大的兴趣去探求它的来龙去脉。一则因为它已同人们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不弄清楚心中就不坦然；二则因为事物本身已具有极大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去了解它、研究它。笔，作为书具之主，当它的制造趋于完善，使用更为经常之时，人们便开始记述它，歌咏它，甚至于追溯它的起源。这在古代则是汉末、魏晋的事了。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刘熙的《释名》中都列有条目，表明笔在当时已经是极常用的物品了。同时也出现了关于笔的辞赋诗歌，如蔡邕的《笔赋》、李尤的《笔铭》，曹植的乐府诗等。第一个直接追溯笔的起源的则是晋代的张华，他在《博物志》中说，“蒙恬造笔”。

然而，先秦的典籍中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有关用笔的记载，都能推翻“蒙恬造笔”的说法，在当时就有人提出怀疑，而后世不少人却置此不顾，对“蒙恬造笔”的说法津津乐道，不断演绎出

一些故事或传说：如唐代韩愈的《毛颖传》，白居易的《鸡距笔赋》及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等。他们难道不知先秦典籍中关于笔的记述？这是典籍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应从文化情感的角度加以探讨。先看晋代的崔豹在《古今注》中关于笔的一段“牛亨问答”。

牛亨问道，上古自有书契以来就应有笔，为什么却独独说蒙恬着意造笔？崔豹答道，蒙恬所造，不过是秦国独有的那种笔，一种用木料制作笔杆，用鹿毛作笔心，用羊毛作笔被（也叫副毫或副毛）的“苍毫笔”，不是一般的免毫竹管笔。

崔豹没有直接回答牛亨的提问，意思却很明白，即，笔确非蒙恬创造，但蒙恬却创制了一种样式全新的笔。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国笔，与1954年6月长沙出土的楚国笔相比，不同之处就在秦国笔的笔头是容纳在镂空的笔腔里，而楚国笔则是把笔头夹在划成几片的竹管上，外缠麻丝。秦国笔的样式则为后人沿用至今，而夹笔头的样式则渐被淘汰了。崔豹所说的以木料作笔杆，大约是指可以镂笔腔的木料。而以鹿毛、羊毛作笔毫，也可以称作有益的革新。因为兔毫极难得，不是一般的兔毫都可以用。所谓兔毫，是秋天所猎野兔背脊上的两行箭毛，一张兔皮就那么一点点。鹿毛、羊毛就容易取得了。并且，鹿毛极耐写，羊毛也比兔毫耐写。可以想见，“苍毫笔”会怎样普遍地被采用。蒙恬究竟造过苍毫笔没有，已无史料可考。《史记》上只说过蒙恬作过法庭书记一类的官吏。这种官吏天天与笔打交道，极有可能对笔作过具有革新意义的改造，这种改造为制笔及用笔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此为人们久久纪念。可见，中国人对每一个在文化事业上作出过哪怕是一点点贡献的人，都会念念不忘的。《崔豹古今注》中的问答，显然对蒙恬造笔作了历史的肯定。在《千字文》这样的启蒙读物中，也可以见到“恬笔伦纸”的句子。

后来人们记述笔的起源，多是罗列早期典籍中关于用笔的记载。然而，这样做并不能指出笔的起源。而笔的出现，应当与书写或描绘的活动相关，书写或描绘的源头既不可追溯，那用笔的源头也当然不可追溯。那么，寻章摘句，罗列有关用笔的早期记述，就多半与怀念先哲的文化业绩相关了，目的就在让人们重温先哲们的生活环境，记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传统的看法认为，中华的文明礼治始于周公，而周公的制礼则得之于上天的启示。所以周公制礼应当是用笔之始。《尚书中侯》（纬书，已佚于隋以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一卷）载：周成王祭祀洛水之神，来到洛水边上，沉下玉璧，行完仪式后，便退下了。这时，河中浮出一个光色青苍的大乌龟，龟背上刻有文字，爬到河边的祭坛便停住了，背甲上的文字发出红色的光亮，这些文字便是上天给予周王朝治理天下的启示，而这些文字只有周公才能看懂，于是，周公便拿起笔，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下了龟背之文，即洛书。

这段文字记述了周公秉承天意，为周王朝八百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奉为圭臬的文化基础。这条记述，透露出周王朝“敬天保民”的消息。对笔的追溯，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缅怀，让人追念当时祭祀的隆重、庄严。周公的制礼，在历史上体现为确立“宗法制”和“封建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对他的怀念中照例有对用笔的记述，后人列举了三条：

1．删定《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见《史记·孔子世家》）

2．孔子写《孝经》时，穿着红色的单衣，头上簪着笔，向着北极星礼拜（见《孝经·援神契》）。

3．“绝笔于获麟”。（见杜预《左传》序）

孔子曾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见汉代何休《公羊传》序）。也曾于春秋末世叹息生不逢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见晋代杜预《左传》序）三条记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志向、情怀，意在缅怀孔子的业绩。孔子的簪笔，在当时是尊敬神明的礼饰，同《史记·西门豹列传》中西门豹“向河而立，簪笔磬折”的意思一样。簪笔后来竟成为王朝法定的礼饰。

有人列举《淮南子·本经训》中“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汉代人）的注“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以为笔应始造于黄帝的史官仓颉。“鬼夜哭”或许并非对事实的记述，只是形容仓颉造字的功业感天动地，鬼神也为之惊泣。“鬼”和“兔”字形相似，相互混用当在情理之中，至于兔也可以有情感知觉，为人事哭泣，显然是神异之说，意在颂扬仓颉造字的业绩，与“鬼夜哭”的意思殊无二致。虽然文字并非由仓颉一人所造，但仓颉对造字肯定是有大功劳的，与蒙恬造笔一样，足为后人所怀念景仰。

后人列举用笔源始的记述，都和文化事业有关，绝无同笔的制作相涉，而笔的制作则专列在制作的章节或著述中。与用笔相关的文化事业，则多表现为古人的精神生活。发扬文化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活动中，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古人列举早期典籍中有关用笔的记述，可以说明中华文化的源头极其悠远，使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沉绵长，从而增强人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如果以事实的无征去否定记述的真实性，就大大地违离了记述者的初衷。或者在追本溯源时执着于客观存在，对古人不合现代精神的记述抱一种轻蔑态度，也是极其有害的。明代罗颀的《物原》中记：“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册。”不引出处或证据，与现代思维方式大相径庭。若能理解其中的文化情感，既是非存而不论，又不对号入座，则不失公允。